陶渊明戴着桎梏高蹈的自由之子

原载《随笔》年第5期后收入张大威《当理想遇到权力》1戴着桎梏高蹈的自由之子

他的理想是做一个自由之子，不为五斗米折腰。于是他避开混浊的世事，息志尘鞅，纵浪大化，隐于酒，隐于松，隐于菊，隐于田园，隐于妩媚桃花一梦。为了自由，他将自己性格中峥嵘的一面压抑到无意识状态，他自食其力如长沮桀溺躬耕大野，他忍饥挨饿如颜回袁安乐在陋巷。他在后人的眼中，是与清风共舞的高流大隐，是与明月嬉戏的田园诗人。他心香品洁，大器至尊，骨清神爽，净如秋水。

陶渊明，中国历史上最白璧无瑕的隐士。

“凛凛千载下，穆然怀清风。”

得读《陶渊明集》，在这烟熏火燎的年代，不读《陶渊明集》读什么？难道去读上了销售排行榜的啥啥文集，啥啥小说，啥啥散文？笑谈！

年来频问陶令事，

日暮独寻荒径归。

晋时一杯浓郁芬芳华香四溢的美酒干枯了，杯子空空，寂寞孤单地立在东窗下，虚室生尘，物在人亡。停云霭霭，时雨蒙蒙，阶庭碧草滋，篱落桃花飞，恰是人间四月天，那飘零破碎的桃花噢，那妩媚哭泣的红雨噢，淹没了那个孤介的人、那个高华的人、那个痛苦的人、那个矛盾的人、那个刚直的人、那个激情的人……

谁都无法找到他。因为路径不对，和他交流的路走岔了。我们没有读懂他，我们不理解他。不理解他胸中的千沟万壑，千波万澜，千声万字，千言万语。不理解他对人世的红尘欲望，炽烈真情。我们用一元化的思维方法去曲解他，将他定位一个单向度人物――自由、旷远、清净、冲淡、平和，有着青松般贞质、菊花般寒简的人。

他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不为天拘，不为地拘，不为人拘的自由自在的隐士形象，是一种歪曲了的镜像，实在不是他人生的真实故事。

隐士，在中华文化中，是受尊敬和受礼赞的人物。他们是一种内守文化的代表，他们不怕清贫的生活，不怕枯寂的生活，不怕远离世事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人生追求的是有尊严的生活，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生活，是一种退去囚系神魂桎梏的自由生活。自由，多么美丽诱人的字眼！人，生而爱自由（其实又何止是人，世界上大凡有生命的万物，没有一个不是生而爱自由的），纪律、法规、约束、责任和各种各样的平等和不平等条约都会被人们所厌恶。然而自由大不易，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人，有了这种自由，便要失去那种自由。绝对的自由就是神仙也做不到――列子御风而行，孙悟空驾斤斗云而飞。因而自由总是要受不自由的制约。

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陶渊明只能戴着桎梏高蹈，他的宿命要终生陷在物质缺乏的种种不自由之中

陶渊明一生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他的名言。

“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见容于世。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孤独的，就是另类的，就是不合群的，就有几分不时样，在红尘滚滚的物欲世界里，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的最佳落脚点。他们太看重心灵的自由，他们厌恶心为形役，身口相累，这样他们只有一个选择，牺牲掉在滚滚红尘中拥有人际关系的自由、仕进的自由、争名逐利的自由，物质富裕的自由，吃饭穿暧的自由，在主流社会中大红大紫的自由，向皇帝老儿叩头山呼万岁的自由。而得到的则是一种寂寞的自由，内守的自由，清凉的自由，躲起来的自由，将自然背景融于生命和心灵的自由，清贫的自由，饿死的自由。这是一种站在悬崖边上生存和思考的自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自由，然而却也是有着重大痛楚的自由。

世上再高洁的隐士，不论隐到何处，还是要吃饭的。难怪人家马克思把人要吃饭问题作为第一要务，并如此创立了他的学说。再高洁的隐士也不能茹紫蒂，餐金英、饮清露、啖白云，也不能光靠高蹈的精神而活。他还是要吃饭，还是经济第一，物质第一，五斗米不从官场上讨来，就得自己用汗水向土地讨。归耕之路是欢乐还是艰辛？那也像自己脚上的鞋子，挤不挤脚，只有自己才知道。世人谈靖节先生归耕之乐，常举其在42岁时所作的《归园田居五首》，那是他辞去彭泽县令的第二年，从上京里移居园田居，决心谢轩冕、远人事、鸟翔旧林、鱼回故渊，躬耕自给。特别是第一首，写尽田园之乐。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萌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旦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读这样的诗，便会以为陶渊明是鸷鸟不群，止息梧桐，红尘火气，回归绿野，是个白云般逍遥自在的人了，错。这世界上有逍遥自在的人，那得是富贵闲人。陶渊明他有什么资本潇洒和自在呢？这时，他刚刚下定决心永远不再出仕，吐语如珠玉流转，坦然、欣然，陶然。无一字藏诡意，无一字藏酸意。山河日月，大野清风，不私于一人，他只要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就可以“有酒有酒，闲饮东窗。”

就可以“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可以俗尘不染，做个真隐士了。此时，陶渊明已经把自己藏到了蓬蒿广漠之乡，可朝乐烟霞，晚亲芳草，醒则物外自娱，睡则做一蝴蝶梦。田园牧歌可不是穷人能够唱出的。子陵钓台，秋风莼菜，梅妻鹤子，都不是穷光蛋所为之事，更不用说“谢傅功高百辟，心在一丘，犹云晋人风味”了。陶渊明的财力、家世、标格、秉性必然使他的归耕之路充满了艰辛。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样的诗句才是生活的真谛。事实上，陶渊明从41岁彻底归隐，到他63岁离开人世，这20多年中，他和他的全家几乎一直处在半饥半饱状态中。世人常说因为渊明好酒，而使他的五个儿子智商都不高。我倒认为这未必是。或许是因为极度的贫困，孩子们营养不良，发育迟缓，才造成了他们才智平庸――这就是穷隐士的悲凉。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写下了《咏贫士七首》。其中第二首是他暮年生活的实录，读之令人鼻酸嗓咽。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

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

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

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北风凄凄，冬日高寒。衡门下的草屋大约已是床无席，窗无纸，壁见霜。老迈衰病的陶渊明想得到一点日光的温暖和抚慰，裹着粗布衣衫，挣挫到廊前晒太阳。多么无私而光明的太阳啊，只有它才能够覆育万物，它不管你是多么小多么　弱，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多么的无能为力，多么的卑微不起眼，甚至是被吞没了，被碾碎了，被抛弃了，它都会满怀笑意地把阳光花朵栽在你的手中。饥肠辘辘的陶渊明借着阳光的暖意，打起精神，看看南边的菜圃，南边的菜圃秃如童山，连一片菜叶子也没有留下。他又望了望寒风中的北园，北园也只有枯瘦僵硬的枝条在寒风中抖动。这时美酒的芳香像一片光亮从远处升起，酒的召唤穿透了他的灵魂。他清贫而高洁的一生，灵魂是靠酒滋养着的。在酒中，他常常走进一个桃花烂漫芳草鲜美绿树清溪飞尘不到的去处，那是个什么地方呢？那条清溪在他心地里缓慢地流着，他的鼻翼似也嗅到了春之桃花清洁的浓香，他又走进了那个地方。

春日兮迟迟，千株桃花霞英璀璨紫云流动，

秋风兮袅袅，万颗美桃锦珠累累红玉生香。

饥饿又把他从幻觉中拉了回来，他倒提起酒壶，希望能够倾倒出几滴酒，但是酒壶早已空空，没有一滴酒留给我们的诗人。没有酒求那就其次，喝碗稀粥吧！怎么会有粥呢，诗人家已是无柴无米，四顾萧然，灶不见火，突不生烟。他，困顿至极，饥饿至极，如涸辄之鱼，如雪中冻鸦。谁能向他伸出一双援救的手呢？此时他思念起一个人――王弘，55岁那年的重阳佳节，他也是无酒，“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而王弘给他送来了美酒。“陶元亮九日无酒，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未几，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送酒人而今安在哉？无粥无酒，就用精神安慰法吧，“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仍是昭质未亏。

贫困的陶渊明渴望有人帮助，但是却断然拒绝嗟来之食。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贫困之际，“江州剌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圣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白云之净，琼玉之贞、秋水之清，寒梅之香，令人千载之下读来，仍是感先生之高义，泪淋浪以洒袂。

元嘉四年秋九月，贫病交加的陶渊明自感将不久于人世，自作《自祭文》、《拟挽歌辞三首》。“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十一月，中国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田园诗人，一位具松之傲骨菊之肤香的高洁隐士在贫困交加中与世长辞。

自由之子在活着的时候，他究竟得到了多少自由呢？

抛卷独叹，慨然生悲。

说几句闲话。

靖节先生是“隐”的太老实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隐”确实是一种很高洁的生存方式。但是却有真隐假隐之分。老实人陶渊明的隐是真隐，不是作秀的隐，不是以进为退的隐，不是沽名钓誉的隐，不是耍无赖吓唬人的隐，不是为隐而隐，而是为自由而隐，这样老老实实的隐，活该他受罪，活该他饿死。世上的事都是靠人做的，同样是隐，也有隐的脑满肠肥，油光水滑，左右逢源，八面来风，非常之精彩，非常之惬意的。和他同生在晋代的竺潜，人家也是隐士，你看看人家是怎么“隐”的。竺潜是位高僧，业务不是袖月走天涯，高丘弄白云，也不是青灯下读经，蒲团上打坐，而是游朱门、攀权贵，专往那些钟鼎鸣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中混。到了东晋明帝、哀帝时竟然混到了朝野精神领袖的位置，中国人讲究崇拜“天、地、君、亲、师”，竺潜虽然不是“君”，但是也是个“师”，是个精神导师一流的人物了，可以舌灿莲花，口吐珠玑，与坐在金銮殿上的皇帝，说法论道，谈笑风生。这种隐于黄袍旁边的隐，隐的好，令人叫绝，令人艳羡，绝对是大隐。这哪里是避世？这是经世、用世，甚至是玩世。有人问竺潜，为何热心游朱门？竺潜回答：“君自睹其为朱门，贫道见为蓬户。”倒把不是派在别人身上了。谁都听得出竺潜的理论是一种苍白的诡辩，但是只要竺潜本人气定神闲，能够相信自己的诡辩，也就有了足够的心理支撑。佛睹万物，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锦绣可是败絮，金银可是瓦块儿。你一见我游朱门就大惊小怪起来，倒是你的心境有了尘埃，你看那朱门是朱门，可它在我的眼里只是蓬户，我可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俗人，眼俗、心俗，见识也难逃一个俗字。竺潜照样宽袍广袖，木屐声声，嗖嗖走过人们的面前。他走到哪里去了？当然是走进帝王之家了。所以连我们的大才子袁枚先生也以赞叹的口气说：“古人有履朱门若蓬户者”，这个“者”，不就是竺潜么。

至于人家那些不以勋业自矜，“牙旗羽葆，皆可做清泉白石观也”的高官们，在业余时间里肯定也要隐一下，这种“隐”，又是一种境界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高官们是浑身朱紫又具林下之风，轩冕之徒又超然世味，上朝满嘴国是，下朝醉月飞觞，啖完羊羔美酒又去煮云腴饮清茶，解去莽袍玉带又在佳山妙水之间溜溜达达，藏完金元宝的手又去抹素弦琴，断完官司当完青天大老爷又去逛妓院……这才是“大隐”――深得“儒道互补”之精髓的大隐。

渊明只知苦“隐”，苦“隐”为隐之一道末流也，不足为训。

2隐士不是天生的

隐士的生活方式是与会组织一种无言的对抗，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混浊黑暗一种轻蔑和无言的讥讽。没有谁天生就想选择这种站在悬崖边生活的方式。

做了隐士心中真正高兴的人也许有，但陶渊明肯定不是。他是位痛苦的隐士、无奈的隐士、矛盾的隐士、不甘的隐士。且他的隐不是道家之隐而是儒家之隐。他的骨子里还是“修、齐、治、平”，还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而在他的“隐”中，不会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欢乐，而是勉勉强强的欢乐、赖赖叽叽的欢乐、佯装的欢乐、心酸的欢乐、含泪的欢乐、苍凉的欢乐，是欺人也欺世的欢乐、是骗人也骗己的欢乐。

陶渊明心中的苦楚有谁能够了解呢？相知难。靖节先生说：“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也就是“白头如新，倾盖如旧”的意思了。时光从靖节先生的时代流逝现在，我们的一头长发已皓如秋霜，我们和靖节先生还不相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多么的艰难，每个人都是一个封闭的精神世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虽然其间距离一苇可航，可什么是那一苇呢？在探索先人的精神世界时，我们总是会感到力不从心，仰而茫然，俯而恍然。逝人远矣，花影已随飞莺去，可是他留下了他的诗，他的文，他的人生轨迹，这里面隐藏着种种待解的精神密码，歌声自会度鸟来。平和冲淡的外衣退下，你会看到一个激情的陶渊明，一个火热的陶渊明，一个世俗的陶渊明。人，是群体动物，是政治动物，是社会动物，陶渊明也不会是个例外。人的生存与“群”不可分割，是协作，是广场，是社会使猿进化成人。没有人天生就是当隐士的料，人，重新回到角落中，把自己藏起来，抱朴见素，饥寒呼号，默守寂寞枯淡之道，多是迫不得已。隐士毕竟是压抑人性，杀灭人情、扭曲人格的一种产物，是一种相当不合理的存在，是被污浊的现实，体制的重压，礼教的桎梏，权力的碾轧，逼迫到荒村草屋、深山大泽中去发展“内宇宙”的。人在烟熏火燎的红尘之气中，是需要水木清华，清凉云影来滋养情怀的，但那是一次喘息，是一次小憩，是一次歇气儿，站起来还是要驰骛追逐，卓厉风发，这没有办法，这是人的宿命。世界上那些最喜爱安宁沉思默想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资源也要有相当一大部分是生活主流旋涡的现实，刺激大脑所产生的思维分泌物。隐士文化有它的清凉静寂之美。也有它死水无澜、形影相吊之悲。陶渊明是个亦儒亦道的复调式人物，但是他的骨子里是儒而不是道。他最后归耕田园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这不是陶渊明的理想。

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南北朝动荡混乱之时，他的曾祖是赫赫有名的陶侃。祖宗的功业，陶渊明刻骨铭心。这从他《赠长沙公》和《命子》诗中，可窥一斑。但是祖宗这棵大树可没有一点余萌给他，陶侃有子十七人，《晋书》载十一人，其中却没有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的名字，也许陶茂为陶侃的妾所生，也许陶茂很平庸，反正史书中连一行字也没有给这位陶茂留下。祖宗没有把真正的实惠留给陶渊明是一回事，陶渊明在潜意识里还顶着祖宗的荣耀的光环又是一回事。因此陶渊明最初的理想是求仕，是做官，而不是隐。“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几乎是所有中国士人具有的唯一性理想，这种文化性格的遗传密码似乎在娘胎里就已形成。在中国大凡读了几句诗书的男子，若是在此生中不能混个一官半职，就是一个失败的人。你赚进黄金万两，没用，所以富商们要用银子去捐顶戴花翎；你著作等身，没用。“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官是衡量人是否成功的惟一尺度。陶渊明也不会是个例外。中国人最初不论是学诗还是学剑，目的都是为了“觅封侯”。中国人的智慧、才学、精力，一开始都想在高官这个“口子”上喷发，只有实在找不到这个口子时，才在教学、著书、行商、作诗等口子斜剌里喷发点什么。而且在这种喷发中，还是带着老大的不情愿，老大的感伤，老大的委屈。全是被权利冷落后的怅恨。怅恨“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不才明主弃”“人生在世不称意”……都是一个调子。没办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心理结构，官本位的社会，大家谁又能跳出这个圈子呢？“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啊。陶渊明一开始时了也是在这个圈子里打转，陶渊明在40岁时写《荣木》一诗时，他干禄之心是多么的直率迫切啊，一点都不遮掩，一点都不拐弯抹角，那是直奔主题的，就是想当官，想建功立业。40岁在古人的观念中，近于老。不像今天，40岁的演员是青春偶像，40岁的作家是青年作家，40岁的老小姐还可以去参加选美呢。那时不行，那时的人精气神儿可没有今天的人这么足，40岁是个很“下午”的年龄了。陶渊明在很“下午”的年龄里，忽觉时光如电，时不我待，而自己却壮志未酬，建功立业的事儿连点影子还没有，这不能不叫人着急上火，焦虑、被人甩在了后边、赶不上趟的情绪搅得他心神不宁，因而他在《荣木》一诗的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由园中朝开暮谢的木槿花，想到人生的易逝，想到自己少年时代就已深谙的儒家修齐治平的学说，而今还一事无成，所以也就无比的忧虑了，恨自己的不争气，而且现在就要奋发了：“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先师孔子留下的遗训，我怎么能够弃捐？没有没有　他说：四十五十还未建立功名，那就不值得别人敬惮。赶快吧，给我的求名之车注满油，朝我的求名之马扬起鞭，征途千里虽然遥远，不达目的怎敢止步不前。）这样的诗句绝对不是一个清凉寂寞的隐士的心迹，而是一个汲汲于富贵，向往光宗耀祖，威赫赫爵禄高登的名利之徒的心迹。与那位投汨罗江的三闾大夫“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是一个调子。此时的陶渊明所思所想不是“种豆南山下”，不是“采菊东篱下”，也不是“负痾颓檐下”，而是急急如律令，扬鞭策马，追名逐利，事实上不久，他就去了刘裕镇军府做了参军（参谋）。这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美玉在椟中，待价而沽，而已。陶渊明的仕途之路并不平坦，他一生三仕，做过祭酒、参军、县令等小官。小官难做，天下通理。他自己就说“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天底下大凡要做好小官小吏小事儿的小虫子般的小人物，都得有几分奴才相、叭儿相。脑筋要活，膝盖要弯，腰肢要软，舌头要滑，眼风要媚，声音要嗲，这也算是一种“六要”型人才了。没有这“六要”，在复杂险恶波谲云诡的官场上，想当好小虫子，也是寸步难爬，趁着别人不注意抽冷子爬了几步，也是侥幸，被人碾死，那是早晚的事儿。陶渊明身上最缺少的就是这“六要”。在清平盛世，这六要也算是护官符了，更何况他又生活在晋末南北朝政治极端混乱和黑暗时期呢。《宋书》记载，他在做彭泽县令时，“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这就有点过于狷介，过于肤洁骨清了。须不知，大巧而有愚色，大隐而有浊风。督邮来了，让你去迎接一下，因为要穿官衣，束带子，就觉得受不了，大发感慨，说是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了。当小官儿的迎来送往那是工作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在有些地区，它都已经成为惟一的一部分了。迎来送往可以认识大官，找路子，攀高枝，拉靠山，为自己的“飞上枝头做凤凰”打下可靠的基础。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能够抓住机遇的人。什么是蠢才，蠢才就是把到手的机遇也扔掉的人。陶渊明要是个晓事的，督邮来了，先就把官衣穿好，带子束紧，待漏而等，督邮一到，就满面春风地向他打拱、作揖甚而是叩头，然后就把他安排在五星级宾馆里――在晋未南北朝的衰世中，小小的彭泽县大约是不会有五星级宾馆的，但像点样子的官邸总还是有的吧。然后呢，然后当然是吃山珍海味喝琼浆玉液了。他自己又是那样的爱喝酒。再然后呢？再然后就是请三陪女按摩、洗桑拿呗，走时再塞上一个大大的红包，这一切也就全了，工作上的事儿一句都不用汇报，他大有可能进入第三梯队。陶渊明若是脑袋再开窍一点儿，不用督邮或其他什么邮来视察，自己开着宝马、奔驰直接就去找督邮。然而为自由而不弯腰的陶渊明却把官印一摔，自己跑掉了。陶渊明曾自夸“总角闻道”云云，也不知他闻的是什么“道”？似觉其儒家之道的精髓还未学到手。你看我们的恩师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君主召见孔子，他不等驾好马车就先用自己的两条大腿跑去了），我的恩师孔子对权势的应召，积极、主动，且脑袋开窍。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个性很好地张扬了一次，而他的饭碗也就此丢掉（此处最为吃紧，其实我――张某也极想张扬一下个性，冲动了几次，咱全忍住了。你不能说我委琐，你不能。这都是叫饭碗给坑了，饭碗压抑个性，吃饭使人委琐，不是我委琐，此问题必须在此厘清）。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县长职务，作《归去来兮辞》一篇，明白了“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至死再未出仕。回首往事，他也只能发些“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的感叹了。

3心无栖泊处

写了《桃花源记》、《归去来辞》的陶渊明此岸彼岸都无家可归。靖节先生曾归于酒，归于田园，归于霞英烂漫美桃花。无奈，美酒干枯，田园荒芜，桃花源在渔人的记忆中丢失，无路可通。靖节先生至死心无栖泊处，恰似飘蓬无根，飞于茫茫天地间，孤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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