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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呼吸中原道儒释好大一棵树
道、儒、释：好大一棵树
范文章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对于中原乃至中国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年头。这一年，悄无声息地发生了一件大事：一种外来文化完成了同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嫁接。
这种外来文化就是佛文化，亦称释文化。
一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曾经形象地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做一棵参天大树：道家思想是它的“根系”，儒家思想是它的“树干”，而佛家思想则是生长在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它们互相依存，彼此共长，形成“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多元互补结构，使在古老中国的沃土上生出的这棵文化大树饱经沧桑，万古长青。这种比喻既形象又精辟。我想，把道家思想比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系”，是因为道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确实起源较早，在先秦就形成了派别最多，著述最丰，影响力最大的势头；把儒家思想比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树干”，是因为自其被“独尊”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从总的方面看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它毕竟是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曾问“礼”于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并称老子为“犹龙”，史记凿凿；至于佛家思想，虽然它是一种舶来的宗教学说，但它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却有其深刻而独特的社会价值。我们只要看看它自汉魏以来的广泛流传情况和创造出的文化奇迹，就不难看出它的作用。但如果它不借助于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要想在中国立足也是很难想像的。它正是依附着儒、道思想实现了其思想的中国化，并不断地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对儒、道思想的发展产生着影响。道家起源于中原，其创始人老子为中原人，自不必说。儒家源起的山东，则为中原的近邻。据新的研究成果，儒家创始人孔子亦为中原人，且他周游的列国也大都在中原地带。是中原这方底蕴丰厚的文化沃土哺育出了这棵根系发达、干直且壮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参天大树，佛独具慧眼，选择了这棵大树，毫不犹豫（也许是一种巧合，中原正是古之豫州之地）地把这棵大树作为嫁接的母体。正是由于有了这种遗传基因，这棵大树从此根深叶茂！
然而，这么大的一件大事，却缘于中国一个皇帝做的一个近乎荒唐的梦。
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矇眬中梦见有一身高丈六、头佩白光的金人飞绕殿庭，甚觉惊奇。翌日早朝，刘庄就此梦事询问群臣，博士傅毅奏道：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名曰“佛”，飞行虚空，身有白光，其形如陛下所梦。刘庄听后信以为真，就派大臣蔡愔、秦景等出使天竺，拜佛求经。他们西行至大月氏国，正遇上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并得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像。这就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的故事。永平十年，应东汉使者邀请，摄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来到东汉京城洛阳。刘庄礼请两位高僧暂住朝廷鸿胪寺，第二年即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之北侧修造一座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遂将此僧院取名为“白马寺”。因其为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被视为佛教在我国的发源地，又因历代高僧和外国僧侣常到这里来诵经讲法，白马寺又被尊誉为“祖庭”或“释源”。
世界佛教源于恒河流域的印度，中国佛教传于黄河流域的中原，白马寺成为中国佛教早期传播和佛事活动的中心。随着我国佛教兴起，梵法渐盛，传统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自东汉至今近两千年来，历朝历代几经兴衰，白马寺也曾几度兴废。东汉时，中原地区仅有几座寺院，而且规模也不算大。按照当时的法律，汉人是不准出家的，因此，几座寺院专门为西域来的佛教徒所用。到桓、灵帝之时，安息人安世高、月氏人支娄迦谶等还都在白马寺弘法传教。曹魏时期，八斗之才曹植贪读佛经，明帝曹睿带头崇拂，开始兴建佛塔。曹髦甘露五年，中原颍川人朱士行冲破戒律出家为僧，这是迄今为止知道的第一个出家的汉人。西晋时，洛阳城的寺院已达四十多座。北魏佛教大起，寺院陡增至一千三百多座。隋唐两代，佛教达到鼎盛时期，武则天敕修白马寺时，寺内僧众已达千余。重修后的白马寺规模宏丽，殿宇嵯峨，全非以往制度。相传，唐代高僧鉴真于东渡日本前也曾来白马寺朝拜过。“安史之乱”燃起战火，回纥兵放火焚烧了白马寺，火焰累旬不熄。至宋代淳化年间，赵光义曾下牒文复建白马寺。据寺内碑文记载，复建后的白马寺“天风高而宝铎锵洋，晴霞散而雕横辉赫，周之以缭垣浮柱，饰之以法鼓胜幡，远含甸服之风光，无殊日域；旁映洛阳之城阙，更类天宫”，僧人仍达千人以上。徽宗时，追封摄摩腾为“启道圆通大法师”，竺法兰为“开教总持大法师”。元世祖忽必烈颁诏大规模扩修白马寺，并于寺内敬塑佛及天王像。明代再次扩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到现在为止，历代洛阳城内外的众多寺院，绝大多数荡然无存，唯有白马寺仍然保护完好，香火不断。
在白马寺院内，有一处胜景叫清凉台，青砖镶砌，蔚然独立，煞是壮观。它原是刘庄幼时的避暑台和读书台。这里古柏凝翠，金桂吐馥，清代康熙年间住持僧人如诱曾赋诗赞曰：“香台宝阁碧玲珑，花雨长年绕梵宫。石磴高悬人罕到，时闻清磬落空濛。”台上建有毗卢阁，里边放有大藏经柜。据说，当年白马驮回的佛经，就珍藏在这里。毗卢阁东西两侧为“二僧”殿，殿内分别塑有摄摩腾、竺法兰的塑像。他们护送经书和佛像从印度来到中国以后，一直住在这里翻译经卷。我国最早的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就是他们共同在这里译出来的。摄摩腾圆寂后，竺法兰又相继译出了《十地断结经》、《法海藏经》、《佛本生经》等佛教典籍。从此，“佛法东渐”，佛家思想开始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与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一同构建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我国人民为铭记这两位僧人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所建树的功绩，在这里为他们立了塑像，修筑了墓冢，以示永远的崇敬和怀念。我在白马寺院东、西两侧的围墙下，找到了他们的墓冢，墓前各有石碑，东、西分为“汉启道圆通摩腾大师墓”和“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他们为弘扬佛法，远离故土，以致于身葬异域。今墓地柏林荫翳，他们的名字与松柏常青，大写在古老中国的中原大地上，千秋万代，令人景仰。
说到远离故土弘扬佛法，交流中印文化，就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位印度高僧达摩。他在中岳嵩山的一座山洞里面壁坐禅修炼，默默地探索佛教中国化的路子。那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山洞，它之所以远近闻名，盖因达摩曾在此面壁九年缘起。据说，达摩当年云游到这里时，看到五乳峰之南有少室山和少溪河，阴阳有致，子午相合，抬手一指，便出现了这座山洞。其实，除去笼罩在这座山洞上的神秘色彩，它应该是古生代寒武纪时地壳运动的产物。那时的中原地带正处在一望无边的大海中，海底沉积着厚厚的石炭岩层。这些岩层在多次的地壳运动中，逐渐露出了海面，形成了中岳嵩山。在以后的地质第四纪时代，由于气候逐渐变暖的原因，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溶入水中顺着石灰岩的缝隙不断下渗，久而久之，便溶蚀出一个个石洞来。“达摩面壁洞”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在一次游览了少林寺后，踏访了达摩面壁洞。出少林寺山门，右行折向北，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五乳峰攀登。那是一条山间荒路，散散淡淡的，蜿蜒在山野的寂寥中。一路上走来，有经霜委地的枯草，有簌簌落下的黄叶，山风催得我脚步轻快，不觉已到了初祖庵。这里群峰环抱，崖陡壁绝，松柏蔽日，古木参天。此庵是少林弟子为纪念达摩而建，庵门有砖雕对联：“在西天二十八祖，过东土初开少林”，概括地说明了达摩的身世来历。
出初祖庵，继续缘山上行，即到达摩面壁洞。石洞清净幽邃，约有一间房大小，方方正正的洞门，向阳敞开着。洞前有一石牌坊，上书“玄默处”三个隶书大字，周围绿树环绕，浓荫匝地，给这个古老的洞穴平添了几分静谧与神秘。小院内的“达摩祖师开先碑记”，因年代久远，风刮日晒，已模糊不清。石壁上，镌刻一首绝句：“西来大慈谁能穷，五乳峰前九载功。莫道真诠尘内了，达摩自应欠圆通。”洞内雕达摩及其弟子石像四尊，供人瞻拜。
北魏文成帝和平五年，印度高僧沙门和尚跋陀，经西域来到我国传经授法，到了中岳嵩山。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诏敕于少室山丛林为跋陀建寺，是为少林寺。跋陀从此在少林寺翻译经卷，传播佛法。三十年后，南天竺佛教大乘派僧人达摩住持少林寺，广罗弟子，首创禅宗。佛教界尊他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少林寺则被誉为中国佛教禅宗策源的“祖庭”。
达摩传播的佛教大乘派禅宗，其修炼方法是“壁观”和“静坐”。静坐修心，摒弃杂念；壁观息缘，以心入道。禅宗派提倡“见性成佛”，即“静坐默语，明心见性”，这正与我国儒家倡导的“修身养性”说相契合。而面壁静坐，使修禅者“心如壁立，不偏不倚”，从而达到从理念上脱离尘世，进而否认世界上的一切客观存在，去追求一个超现实的真如世界，这就是大乘派禅宗的修炼理论。达摩身体力行，这样做了。传说在达摩面壁洞的石壁上，游人可隐约辨出一位老僧，默然静坐，苦心修禅。达摩精诚所至，功力深厚，以致于他的影像也透入石头之中了。自唐、宋以降，大凡文人学士游览少林寺，多有据此题诗赞颂者。这个面壁石也因之更加出名，成了少林寺最神圣的法物。寺僧们把它从洞壁上凿下来，先放在初祖庵后的达摩亭里，后移入法堂供奉起来。我在游览山下的少林寺院时，曾在法堂中见到了那块面壁石，细细看去，墨色的石面上，达摩面壁坐禅的形象清晰可辨。就连衣褶皱纹，也似可细数，宛若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像。面对这块高三尺、宽一尺许的椭圆形的石块，想当年达摩伴着晨钟暮鼓，一坐九年，该需要多大的恒心和毅力啊！对此，不要说虔诚的佛门弟子，就是普通的俗人百姓，也禁不住欷歔连声！九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啊，时光早已物化了达摩影像，那印在石壁上的，是达摩的身影，也是他的心迹。人入定，即心入定；心入定，就实现了沉潜的意识状态，已经逝去的感知和体验，纷繁世间的喧嚣和烦恼，一切的一切，都化为了空寂，化为了虚无。于是，就回归了大自在，没有了时空感，宇宙的万事万物也没有了发展和变化，遂衍变为一种永恒。而要达到如此境界，需要的是智慧，是觉悟，是虔诚，是毅力啊！
禅宗“壁观”时，长期盘膝静坐，在精神上难免萎靡，体力上也难免不支，为保证坐禅的需要，不得不增强精神上的训练和身体上的锻炼，据此，达摩又在长期的坐禅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心意拳”，以便强心健体。他把“心意拳”传播给弟子们，后经过历代僧徒的长期演练，发展为一百多个套路。今天风靡全球的“少林拳”，就是在达摩“心意拳”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完善起来的。
在达摩面壁洞游览，可以听到许许多多关于达摩的神话故事。其中“一苇渡江”的传说，可谓人人皆知。达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第二十八代孙，为了弘扬佛法，他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经过广东，到了金陵，一路布教，历尽千辛万苦。在金陵，他见到了梁武帝萧衍。萧衍是位大力提倡佛教的皇帝，平时总是手捏佛珠，喃喃念经，而且每天早晚都要去寺院拜佛，说是替百姓消灾积德。他还先后四次“舍身”出家当和尚，一共让朝廷花去了四亿钱赎金，才算把他赎回来继续当皇帝。一次，同泰寺的佛塔被火烧毁，他认为是魔鬼作祟，说：“道越高，魔越盛，行善事就一定会遇到障碍，应该重修佛塔，而且要修得比原来的更高，这样才能把魔鬼镇住。”于是，他下诏大兴土木，用了几年时间，修了一座十二层的高塔。按理说，一位传经布教的高僧遇到像萧衍这样的皇帝，可谓幸焉。然而，史书却记载他与萧衍见解相左，究竟如何相左，又相左在什么地方，则不见记载。以愚之见，萧衍提倡佛教，带头信佛，本是他当皇帝的一种手段。他伪装仁慈，是为了骗取士民的同情，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信佛讲究的是诚意，萧衍缺乏诚意，自然就会与达摩这位虔诚的僧人“见解相左”了。于是，达摩便辞别了萧衍，暗中折苇凌波渡江，餐风露宿，辗转进入中原地带，落脚在少林寺传教。当时，他选中了五乳峰上的这个天然石洞，屏息杂念，面壁静坐，一坐就是九年。少林僧人代代传说，当年达摩坐禅时，夏天，曾被蚊虫毒蛇叮咬得伤痕遍体，疼痛难忍；冬日，洞外滴水成冰，洞内像个大冰窖，寒冷难耐。就连野火烧山时，洞口为浓烟包裹，生命危在须臾，他也毫无察觉。有一次，僧徒上山给达摩送斋饭，刚到洞口，猛然间看见一只饿狼，正张着血盆大口，露出满嘴獠牙，把两只前爪搭在达摩的肩上，垂涎滴在达摩的身上，而此时达摩仍面对石壁，紊丝不动地盘膝静坐着。僧徒匆忙找到一根木棍，赶跑了饿狼，直到这时，达摩还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呢！这需要多么虔诚的心和顽强的意志啊！抛却别的因素不讲，我们今天无论干任何一桩事情，如果都能像达摩坐禅那样，感天地，化顽石，还愁什么逆境不能度过，什么业绩不能建树呢？
达摩在印度已是造诣颇深的高僧，他来到中国传教弘法，应该有满肚子的经纶，传一辈子也传不完，为什么还要面壁九年苦苦修炼？不少人在参拜达摩面壁洞时，往往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想，这是他在踏上中国土地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印度佛法固然博大精深，然而，如果不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很难落地生根。为了感悟中国文化，谋求其与佛家思想的嫁接点，他在中国的腹心地带，找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又在这个深山老林里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个原始的洞穴。在这凡尘不及的空也虚也的地方，他得以顾影自视，扪心自问，体证真如本性，感悟自在之真谛，久而久之，终于找到了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嫁接的不二法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如果没有达摩面壁九年之功，便没有颇具中国特色的禅宗。这是佛教中国化之路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达摩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本来，佛教的“五蕴皆空”、“心无所住”和中国道家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的“万物齐一”、“嗒焉丧我”就有着相通相融之处，经达摩这样一嫁接，便有了共同的禅义，成了中国人极易接受的文化。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开始学禅了，悟道了，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外来文化，并在日复一日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丰富着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所有这一切，就发轫于那个古老的石洞，是达摩把一种经过嫁接的文化，辋射在辽阔的中原大地，普及于全中国。
在少林寺内，纪念达摩的碑刻很多，“一苇渡江”碑自不必说了，另外还有宋代蔡京题写的“面壁之石”碑，黄庭坚题写的“祖源谛本”碑。“只履西归画像”碑讲的是达摩圆寂后，在葱岭（今帕米尔）提一只鞋子西去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少林寺的一个大殿内被彩绘为一幅巨大的壁画，生动地再现了达摩魂归西天的情景。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之后，把他的身影印在了嵩山的山岩上，把他的佛法精义传给了少林寺僧徒们，于晚年又以风烛残年之躯来到洛阳龙门千圣寺传授佛法，直到梁武帝大同二年逝世，葬于熊耳山，造塔定林寺。
达摩在少林寺，传法于慧可。慧可原法名神光，是洛阳龙门香山寺和尚，后成为达摩的得意弟子，被后代僧人称为少林寺禅宗“二祖”。至今在少林寺仍传诵着神光“断臂立雪”的故事。当年达摩从印度来中国时，随身带了两件东西，一件是棉布袈裟，另一件是化斋用的钵盂。佛门特别敬仰这两件东西，认为它们是传法的凭证。所谓“衣钵弟子”即由此而来。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神光到少林寺拜访达摩，希望达摩能授予衣钵真传。那天，达摩正好从面壁洞回到寺院，在一间僧舍里盘腿静坐，闭门面壁，没有理会神光。神光恭敬地在门外等候。时值数九寒天，北风呼啸着卷起漫天飞雪，铺天盖地而来。神光肃立在雪地里一动也不动，到第二天天明时，积雪已经没膝，可达摩仍不让他入室，只对他说，要想得到禅宗真法，除非天降红雪才行。神光听后，为求真法，便毫不犹豫地以利刃自断左臂，鲜红的血洒在白皑皑的雪上。神光的虔诚感动了西天如来佛，他脱下袈裟，抛向东方，少林寺刹时被一片红光笼罩，纷纷扬扬的大雪被映得通红通红。达摩见神光之诚感动了上天，遂起身整理好袈裟，对神光点头三下，授予衣钵，收他为“衣钵弟子”，并赐法名慧可。从此慧可成了中国禅宗“二祖”。后世僧众为纪念慧可，在少室山的钵盂峰，建了一座“二祖庵”，庵内塑有慧可像。传说，这里曾是慧可断臂后养伤的地方。今游人至此，仍可见庵南有一块巨石，称做“养臂台”。庵前院内，有四眼泉水，虽相距咫尺却味道迥异，人称“苦、甜、酸、辣”泉，慧可当年在此养伤，吃水困难，达摩便用锡杖点出了这四眼泉水。在少林寺院内，僧众还在慧可立雪断臂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立雪亭”。今“立雪亭”前，松柏挺拔，垂柳婀娜，游人攒动，香火氤氲。神龛上，悬挂着一幅“雪印心珠”横匾，为清代乾隆皇帝游览中岳时感叹于慧可“断臂求法”而题。“立雪亭”内，有当代日本禅宗首领宗道臣的女儿赠给少林寺的达摩铜像。达摩浓眉下的一双炯炯大眼，闪烁着智慧的佛光，满面胡须衬托出一副慈善的脸庞，微微翘起的下额，缓缓突出的双颧，使人感到他是那么地坚毅，那么的倔强！仰望着达摩的形象，使我想起了“面壁石赞”碑文：“少林一块石，都道是个人。分明是个人，分明是块石。石何石？面壁石。人何人？面壁人。面壁佛，王孙面壁九年。经九年，面壁佛祖成。佛祖成，空全身，全身精入石。灵石肖形，少林万古统宗门。”
从达摩洞出来，我攀上了洞顶的一座亭子，放眼望去，右边一山如犀牛横卧，呈静态；左边一山如雄狮跳涧，呈动势。这一静一动，形成了强烈对比，脚下的达摩面壁洞正处于“动”与“静”之间，似动非动，似静非静，细细感觉，似乎能悟出点宇宙间对立统一的哲理。再往远处看去，正前方是郁郁葱葱的少室山，山下是少溪河冲刷而成的山间盆地，一边是闻名遐迩的少林寺院，另一边是全国现存最大的塔林，大自然巧夺天工，将这里的一切布局为一幅含义隽永的画图。此情此景，使我置身画中，任山风徐徐拂面，似觉不绝梵音缕缕飘来，身心得到净化，精神得到升华，仿佛走进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当这篇文章写到这里的时候，又有一位高僧的形象闪现在我的眼前。他，就是出生在中原的玄奘。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玄奘诞生在洛州缑氏县陈堡谷（今河南省偃师县缑氏镇陈河村）。他本姓陈，名袆，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名。父亲陈惠，曾任江陵县令，平日研究儒家经书，颇有文化修养。隋末政治腐败，陈惠无意官场，回到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隐居生活。陈惠生有四子一女，全家都信奉佛教。玄奘自幼聪敏过人，在父亲的熏陶下，养成了广泛探索学问的兴趣，尤其爱好钻研隋唐时期风靡全国的佛学。他的二哥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当了和尚，他经常从家乡步行到二哥那里去听老和尚宣讲佛法。到了十一岁那年，他也在净土寺削发受戒，当上了一名小和尚，成为隋朝大理卿郑善果剃度的二十七名和尚之一。唐高宗武德元年，他来到长安庄严寺学习佛理，随后又怀着研究佛学的极大兴趣，游历了四川、河北、河南、湖北等地，遍访名师，质疑问难。他专心佛事，博闻强记，不久便在佛教界崭露头角，被当时的佛门大师们誉为佛教界的“千里驹”。他“尝谓翻译者多有纰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其时，正好印度的波罗蜜多罗和尚住在长安，他向玄奘说起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法师深通“瑜珈”经典，又精佛学诸家，于是他决定不远万里去那烂陀寺投戒贤法师取经。
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曾经打动过我幼小的心灵。他那为取得真经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也曾激励我在学习的道路上攻克过一道又一道难关。我第一次看到唐僧的形象，是小学课本上的那幅“玄奘负笈图”。那位身背一个有着高高木架的背篓，脚穿芒鞋，光着头，胖乎乎的年轻和尚，也曾让我肃然起敬过。正是因为有了这份感情，所以对于那位写了“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诗的伟人也说过些不恭的话。在我的眼里，玄奘首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然后才是一位剃度脱俗的高僧法师。被吴承恩等人神化了的那个唐三藏，应该是人们对玄奘共同景仰的偶像。参加工作以后，出于同样的景仰心情，我一直想到玄奘的故里去看看。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我从洛阳出发，穿过伊洛河，翻过白云山，来到了位于缑氏镇东北的凤凰谷。这是一片开阔的谷地，一条小河自东南向西北在谷底流过，两岸林木葱郁。就在那杨柳林荫深处，坐落着一个在中原大地上随处可见的村庄，屋舍参差，街巷井然，院落栉比。这儿一群那儿一堆的老人，一模一样的中原农民的装束，正在村头晒太阳。看着这一切，让人很难想象这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会是那位闻名世界的玄奘的诞生地。如今的陈河村，约有二百来户人家，其中姓陈的有七十多家，全是玄奘的后裔，大都住在村子的西头。在几位老人的热情引领下，我来到了这些陈姓人家的门前，一座座整洁朴实的农家小院，若不仔细地找好参照物辨记，根本识别不出是此家还是彼家，是彼家还是此家。遗憾的是，当我问及当年小陈袆在何处呱呱坠地，童年的他住在哪里时，人们都说记不清了。在村里踯躅良久，几位老人把我引到村头河畔，指着一座土坟说，那就是玄奘母亲的坟墓。每年清明节，陈河村的陈姓族人，都要来这里上坟、扫墓。当年玄奘西天取经走后，十几年音信全无，母亲想儿心切，天天在村头河畔点起香炷，双手合十，遥望西天，为远在天涯的儿子祈祷。玄奘取经回来探亲时，才知道母亲早已离开了人世，心里非常难过，跪在母亲坟前大放悲声，哭得连凤凰谷底的河水也呜咽起来。老人们说，这座坟头早年曾塌陷过，村民们还在墓中发现有几件“唐三彩”呢！
看过玄奘母亲的墓地，我想起还该去看看玄奘的墓地。玄奘是出家人，按照佛家规矩，出家人圆寂坐化后是要建佛塔的。我早就听人说过，玄奘墓就是一座塔，矗立在陕西的樊川塬上。
唐高宗麟德元年正月初一日清晨，玄奘一手按捺住心胸的阵阵绞痛，一手提笔翻译《大宝积经》。刚译了几行，他感到心痛难忍，手也抖得厉害，只好惋惜地放下了笔。高宗得到消息，急忙令朝廷御医火速赶去，但已无济于事，熬到二月初五日午夜，玄奘在玉华寺圆寂，终年六十五岁。听说玄奘去世，高宗非常悲痛，接连数天不上朝，仰天长叹道：“僧众失去导师，佛门失去栋梁，而朕失国宝矣！朕失国宝矣！”四月十四日，唐朝廷在长安城东霸上为玄奘举行隆重的葬礼，方圆五百里大约有一百多万人前来送葬，入夜作庐宿在墓旁的就有三万多人。总章元年，高宗把玄奘的遗骨迁葬在樊川北塬，在那里造了塔和寺。大约又过了九十年，唐肃宗一次来游，提笔写下了“兴教”两字匾额，从此该寺就名为“兴教寺”。因为玄奘在中外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兴教寺的名声也早已传遍海内外。在唐代，它已是樊川八大寺院之一，近代更是闻名于世的瞻仰胜地。
当我行走在景色宜人的樊川塬上，远远望见隐藏在山坡上那一大片苍松翠柏之中的殿宇亭台和高高的塔身的时候，我的心禁不住怦然为之一动。前几年偶翻已经发黄的报纸，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人们在南京中华门外的一座小山里发现了收藏玄奘头盖骨的石函，内藏他的一部分遗骨。我的一位友人史君为偃师人，和玄奘同乡，他又是引经据典，又是实地考察，力主玄奘圆寂后归葬故里之说。近几年，更有多种书刊说到好几个地方都保存有玄奘的遗骨。兴教寺果真是玄奘的墓地吗？
为了急切地弄清这个问题，我径直来到了寺内的慈恩塔院。在院内蓊蓊柏林和灼灼桃丛交映中，巍然耸立着三座佛塔。中间的一座最高，呈正方形，高五级，底层北侧镶石刻“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铭文详细地记述了玄奘的生平活动，塔洞内还供有一尊清代所塑的玄奘像。大遍觉法师就是玄奘，这座塔为玄奘舍利塔无疑。两旁那两座较矮的佛塔，又分别是哪两位高僧的墓塔呢？
当年玄奘从西天取经归来，用白马驮回许多经卷，他把自己关在大慈恩寺内，谢绝僧俗来往，夜以继日地翻译，译啊，译啊，怎奈经卷浩繁，怎么译也译不完。于是，他想到要收几位年轻人为徒，时下可以帮助译经，一旦自己圆寂之后也好继续译经事业。一天晚上，玄奘在曲江池畔散步，忽然看见一位英俊少年正在月光下舞剑。玄奘凝视片刻，不觉被那少年飒爽的英姿、精湛的剑术吸引住了。看着，看着，心中不由一动：如果能将这位少年收为徒弟，教会他天竺语，成为我译经的助手，那该多好啊！想着，想着，玄奘不觉已走到了那位少年面前。那位少年见面前走来了一位高僧，便收住了剑，毕恭毕敬地迎了上来。玄奘见少年如此识礼，心中更加欢喜，遂询问了他的家世、姓名。原来，少年叫尉迟洪道，是大唐开国元勋尉迟敬德的侄子，自幼习武，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经史典籍门门稔熟。玄奘大喜过望，就在融融月光下，粼粼曲江畔，决意收下尉迟洪道为衣钵弟子，传授毕生学问。第二天，玄奘便登门拜访了他的父亲——左金吾将军开国公尉迟宗，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尉迟宗原打算让儿子演习武艺，将来好承袭爵位，但见玄奘如此恳切，也就一口答应下来。唐太宗听说这件事后，龙颜大悦，降旨宣布尉迟洪道为玄奘的衣钵弟子，赐法名窥基。从此，窥基便在慈恩寺学习天竺语，跟着玄奘译经。由于他自幼聪颖，加之玄奘精心传授，长进很快。不料在师徒俩专心译著之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道的事。一天夜里，玄奘正在给窥基讲解《唯识论》，窥基突然发现窗外有个黑影闪过。“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窥基“嗖”的一声从殿柱上拔出宝剑，追了出去。片刻工夫，窥基便押住“刺客”进来了。玄奘定睛一看，哪里是什么“刺客”，原来是一位面目慈善的出家人，而且面目好熟，可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还是那位年轻的和尚慢慢地道出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法名圆测，是朝鲜新罗王的孙子，从小笃信佛教，三岁出家，十五岁时便成了大和尚。后来，他随遣唐使来到长安，被唐太宗亲自剃度为僧，住在京城西明寺。他精通天竺梵语，又熟习汉语，翻译了众多佛教经纶。他敬仰玄奘法师，想拜师又怕玄奘不收他为徒，所以每天在讲经阁窗外偷听，回去后凭记忆编撰成章，不想这次被窥基发现了。玄奘听了圆测叙述，颇受感动，便决定把自己的知识也传授给圆测。玄奘圆寂后，窥基挥泪继承师志，继续译经，直至唐高宗永淳元年死在译经院的书案旁。人们为了表彰他的译经功绩和对师傅的一片忠心，把他陪葬在玄奘法师塔右。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圆测圆寂于洛阳寺院，遗嘱把自己的骨殖归葬在玄奘法师塔旁，一尽弟子之礼。当时圆测已是著名高僧，洛阳僧众在龙门香山葬了一部分骨殖，上边修了一座白塔，另一部分骨殖于北宋政和五年移葬玄奘法师塔左。
三座佛塔北边是塔亭，里边陈列着玄奘和窥基、圆测的石刻像。正中那幅早已为我所熟悉的“玄奘负笈图”把我引入了对他的深深缅怀之中……
唐太宗贞观元年秋天，长安一带饥馑成灾，二十八岁的玄奘混进西逃随丰就食的灾民中，开始了乘危远迈的万里征途。他冒着被通缉杀头的危险，巧妙地偷越了座座关卡，靠枯骨引路，横穿茫茫沙漠，首先到达伊吾国境，后又一路西行，进入高昌国。高昌国王闻讯将玄奘接入王城，恳请他留下住持高昌佛事。但玄奘不移的西征意志，深深感动了高昌国王，就剃度四个和尚护送玄奘继续西行。他们一路餐风露宿，经阿耆尼国至屈支国。出屈支国西去，一路都是上与云接的皑皑雪山，他们只得攀缘绝壁，互挽爬行。出山以后，又沿着热海向西走了五百多里来到素叶城，翻过帕米尔高原，闯过铁门关，进入吐火罗国境。在缚喝国礼拜释迦牟尼遗迹以后折向东南，在横贯天空、高耸云霄的大雪山南麓走了两千五百多里，才越过黑岭，到达印度境内。在北印度的犍陀罗国，玄奘一一参观了古印度佛教文化胜迹，而后东南行，历经好几个国家，来到小乘佛教发源地之一的迦湿弥罗国，住在阇耶因陀罗寺，同国王派来的几十位有学问的和尚讨论佛学，学习小乘经典和声明（语言文字）学、因明（逻辑）学。两年后，玄奘沿着恒河游历了好几个国家，来到曲女城向三藏法师学习佛教理论，还巡礼了蓝毗尼花园释迦牟尼诞生地、菩提树释迦牟尼成道处、鹿野苑“初转法轮”处、给孤独园释迦牟尼常住处、灵鹫山释迦牟尼说法处、拘尸那释迦牟尼逝世处等佛教圣地，然后才到他这次西行的目的地那烂陀寺。
对于玄奘西天取经走过的那条路，许许多多的人都心向往之，想走一走体验一番。在现代交通条件改善以后，这条路已非唐代那样，但仍然奇险难行。出于自幼形成的好奇心，我也曾踏上了这条路作了一番探险。那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季，头一天在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下，流火的太阳直把我胸前的皮肤炙起了两个血泡，等到次日乘飞机到了南疆的喀什市，再乘汽车驶上帕米尔高原，天空中却飘起了鹅毛大雪，冻得人浑身发抖。两日之内，我从炎夏一下子走进了严冬。玄奘取经走过的那条路，人称葱岭古道，亘古以来，人们谈到它无不为之色变。摩空的巉岩、崩裂的山体，使人惊恐万状，狰狞的冰峰、肆虐的风雪，使人魂飞魄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载：“昔有贾客，其徒万余，橐驼数千。赍货逐利，遭风遇雪，人畜俱丧……”一支万人以上的大商队，全部葬身于葱岭古道之中，该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当我乘坐的汽车喘着粗气爬上了海拔四千多米的苏巴什达板，进入了塔什库尔干境内，真正领略到了“世界屋脊”的崇高之美。在塔什库尔干，最能诱人发怀古之情的，当属那座已基本夷为废墟的石头城。它“基大石岭，背徙多河”，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要冲，汉代这里建有蒲犁国，魏晋以后建有盘陀园。许多著名的旅行家和探险家都曾经来到过这里歇脚、讲学、游历和考察。玄奘曾在这里小住，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以一千多字的篇幅记载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地理方位以及宗教信仰。那天，我就坐在盘陀人的石头上，披阅《大唐西域记》，重温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仿佛从那些斑斑驳驳、漫漫漶漶的文字里看到了一个全然一新的玄奘！尽管高原上稀薄的空气让人呼吸困难，但我依然心潮澎湃，我为中原大地哺育出玄奘这样的人物而感到无比自豪！
玄奘在印度遍览佛教经典，研修印度语文，住持那烂陀寺讲席，参加曲女城学术辩论大会，名字响彻了整个印度。曲女城大会闭幕以后，玄奘决意回国。玄奘前后经过十七年，往返五万多里，于贞观十九年正月平安地回到了长安。唐太宗仔细地询问了他西行及归途中的见闻和经过，请他写一部传记，流传后世，并劝说他还俗做官，辅助朝廷。他执意不肯，陈述了自己从事佛经翻译的意愿和决心，表示愿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佛教事业。唐太宗见他言辞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玄奘开始了佛经翻译工作，先后在长安几座寺院住持译经活动。起初在唐太宗为穆皇后祝福而建造的弘福寺，到贞观二十二年太子李治在长安城南造起了大慈恩寺，即位后便诏令玄奘到那里任住持，并特意为他建造了庞大的译经院。全国各地僧俗慕名竞来礼谒，使玄奘应接不暇。需要翻译的经卷浩繁如海，玄奘自忖有生之年难以完成。为了争分夺秒译著，他不得不尽量减少和各地僧俗的往来，于显庆三年迁到新建的西明寺。但那里也不清静，次年他请求把陕北宜君山中一处由皇帝避暑离宫改建的玉华寺交给他使用。这里远离市曹，环境幽静，是一处理想的译经场所。玄奘在玉华寺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翻译。至龙朔三年，一部六百卷、梵本二十万颂的佛经巨著《大般若经》的翻译工作顺利完成。紧接着，他又立即着手了《大宝积经》的翻译，直至离开人世……
谒罢玄奘舍利塔，从慈恩塔院出来，我来到了藏经院。登上古老的藏经楼，我看到了这里珍藏的许许多多唐人手抄的和后人影印的经卷。轻轻地翻阅着，我的眼前不觉浮现出玄奘殚精竭虑地翻译佛经的情景。据统计，他一生共翻译经论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不但把梵文经卷译成中文，而且还把在印度已经失传的《大乘起信论》由中文译成梵文；他不但翻译佛教经论，还把我国老子的道家学说译成梵文，介绍给印支各国。经他口述，他的弟子辩机记录下来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一百三十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说故事等。他不但是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位出色的译经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卓越的旅行家。千百年来，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就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各种“唐僧取经”的版本应运而生，人口皆碑。玄奘为实现既定目标，不畏艰险，矻矻追求的牺牲精神；百折不挠，万死不辞的钢铁意志，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
长期以来，人们谈起中原，总是说那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原人也每每以此引为自豪。但中原处于祖国的腹心地带，有时难免会给人以封闭、保守等等的猜忌。诚然，处于内陆地域的中原，也难免其传统意义上的局限。但中原也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选择。我承认有时它是封闭的，保守的，甚至封闭得一丝不露，保守得顽石一般。但这只是它性格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它的这一性格在某一时期达到极致的时候，它还会极致地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做出些让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的选择。不认识这一点，就不能算作从本质上认识中原。它没有固守着在先秦已呈迅猛发展势头的道家文化不放，而是毫无偏见地用从中原大地汲取的营养同时也哺育了儒家文化。而且，它还把目光放得很远，寻找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当佛文化在冥冥之中向它招手的时候，它就以极其宽阔的胸怀接纳了摄摩腾、竺法兰，接纳了跋陀、达摩，试想，在那个时候，该是多么气魄的举措！同时，为了自身的发展，它还输出了玄奘。这种输出，其实体现的也是一种胸怀，是古老的、肥沃的大中原的胸怀。有了这种胸怀，在中原大地上才有了白马寺、少林寺、相国寺……有了经过嫁接的佛文化，继承发展了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造就和改变了中国一代代的文化人。
当这篇稿子写到这里的时候，夜已经很深很深了。处在繁华闹市的中心，深夜的寂寞是那么的短暂，因而又是那么的宝贵。于宝贵的寂寞中，我突然感到疲惫的心灵有如山涧小溪般澄澈，潜在的意识流动出莫名其妙的轻松与喜悦。啊，我渐悟出那是禅意，禅意生于寂寞，而此时正寂寞。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享受到如此的精神境界，在空灵的满足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恍恍惚惚中，我仿佛看见中原大地上生长着一棵参天大树，冠大如垂天之翳，笼罩着整个中原，渐渐地向四面八方氤氲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