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故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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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我

我，魏燮中（WeiXiezhong），笔名丁酉、江寒，男，汉族，祖籍中国浙江杭州市，年8月生于青岛，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毕业于浙江铁路学堂时任胶济铁路委员会营业课长的祖父率全家移居上海。年父母离异。父亲弃世后，我随在上海经商的祖父母生活。年祖父破产，次年移居杭州。95年夏肄业于杭州宗文中学（今杭州第十中学），入浙江省杭州农校，年从杭州农校毕业考入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

年以江寒笔名开始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同年被打成右派。年月，因“企图偷越国境”被捕于深圳，5月，被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遣送青海格尔木农场劳改。年刑满，按“政策”，以”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身份安排在该农场试验站就业。由此开始，到年春，“地下写作”了约0万字的“反动”小说、诗歌、散文，并因人告密而二度入狱，年5月，经格尔木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送青海德令哈农场劳改。年二次刑满就业于德令哈农场工程大队，在此期间，做过木匠，干过测绘，当过卫生所的司药，年后，又在农场职工子弟中学任化学教师。

年“平反”回南京农业大学工作，任“科研辅助员”，年升“助理研究员”为学生开课，年以“副研究员”职称退休，期间，在国内外发表论文0余篇，专著一部。年假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禅灯》，并因此被吸收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此外，还有未刊稿，以电子邮件形式在国内外的友人之间流传，计有：写我是怎么变成右派的纪实小说《丁酉纪事——寻找故乡》、记我3年劳改与准劳改生涯的纪实文学《丁酉纪事——荒原的隐私》、谈我所历所思的杂文、散文集《旧纪新案》、《闲话》和诗散文集《我的歌》等著作。

代序

一沦陷了的童年

二“惨胜”以后

三再圆非是今宵月

四折了腿的凳子

五逐出上海

六寄寓风雨钱江潮

七清波涌金

八爱在运河边

十别了，少年时代

十一初霜

十二拥抱阳光

十三“我的大学”

十四带枷锁的Freshman

十五校园生活

十六“堵自由主义漏洞”

十七憔悴斯人

十八是一个春天

十九“顾景怜亲老，怀旧恨约虚”

二十失去与得来

二一妈妈，妈妈

二二我的（上）

二三我的（中）

二四我的（下）

二五作为另一个开端的尾声

其实是应当作为前言的后语

代序一

小孙女说：“爷爷，给我讲《奥特曼》和《哈里波特》的故事”；

爷爷说：“爷爷不会，爷爷小时候只有安徒生和张天翼”。

小孙女教爷爷唱歌——“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可是爷爷笨，爷爷学不会，爷爷只会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小孙女问爷爷去没去过“迪斯尼”；

爷爷说：“没有，爷爷只见过故乡那清彻得像小孙女眼睛般的溪流，听见过小孙女秀发般黛翠的群山中婉转的鸟啼”。

小孙女问：“那个‘故乡’在哪里？”

老爷爷想了一想，觉得自己也不太清楚哪儿才是自己的“故乡”；然而小孙女的意愿是不可违拗的，于是爷爷用他那沙哑的嗓子给小孙女唱起了一首他自编的歌谣——

“不一定是那片旖旎的湖水，

也许是湖西丛山中的某地；

不一定是疏篱茅舍，柳丝荷香，

也许就在那幢九层大楼旁；

不一定就只有丁香，雨巷，

太息着的是我暗恋过的姑娘；

不一定就只有市廛尘嚣，

也曾有沙风肆虐的蛮荒；

故居当早已化为了灰烬，背负着七十年的岁月，

满怀温情，

我苦苦地‘寻找故乡’。”

老爷爷的歌声嘎然而止，他的小孙女已经沉入梦乡；长长的睫毛在微微颤动，嘴边氤氲着一丝笑意。看着这天使般的小脸，老爷爷不无妒意地想——“这小家伙一定梦见了她的‘迪斯尼’”。

二

老人怀旧经常会受年轻人的嘲笑。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你也会老的。年轻人之不屑在于他觉得老人两眼总是望着过去，老认为：“昨天的一切都比今天好”。这的确是老人的通病。不过也有例外，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作于“乙巳岁十一月”，那是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年）。那年，“五柳先生”已四十岁了，对于只活了6岁的他来说也已渐入老境，可是他仍然“悟已（也有版本作“既”）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我也曾告诫自己，要肯定今朝把握现在，于是去欣赏“流行歌曲”，而且还真的爱上了几首歌，其中有一首《橄榄树》最是让我欢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浪浪远方，远方……”

可是孩子们笑了起来，“你这算是什么流行歌曲，那都老得没牙了……”。

呜呼！在我看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事物都算新东西，可年轻人却以为那是“陈词滥调”。可见这“新”与“旧”，“今天”与“过去”只是个相对的概念；时光是流逝的，从“时间”而言，只有“未来”与“过去”，你无法将时间固定，所以也就没有真正的“此刻”。那么，我们又何必拘泥于“新”、“旧”——旧曲是可以新唱的，陈歌辛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年创作的《恭喜，恭喜》至今仍是华人世界贺岁时的保留节目；《何日君再来》、《花好月圆》也被“流行歌手”演唱得让台下的“粉丝”们（fans）死来活去。

美好的东西是值得回忆的。三毛贡献出她的西班牙和撒哈拉让我们也变成了“哭泣的骆驼”；她作词的《橄榄树》值得今人反复吟唱。

然而三毛死了，这位才女用一双长筒丝袜了断了自己。对于她的死，人们有过许多揣测。有人甚至牵出两位老人——“西部歌王”，《在那遥远的地方》作者王洛宾和老画家《三毛流浪记》作者张乐平来，想向人暗示某一种颜色。这实在有些无聊，就像是指责李清照未能遵从“好女不事二夫”的“戒律”一样可笑。多愁善感的李清照将其遭遇幻化成“美”贡献给了我们，我们何忍去责备她的再嫁；多愁善感的三毛最终把死亡都编织成了一种“美”，我们又怎么忍心在她身后说三道四！

三毛是个行者，她一生都在“流浪”着“寻找故乡”；而当她在浪迹天涯仍然未能寻见“故乡”之后，才决定在其投宿的最后一个驿站，在那根长筒丝袜上中止了她的“寻觅”。

三

对于现代人来说，他乡飘泊是件极平常的事情。

或是求学，或是打工，或是为了寻找希望，或是为了躲避未尽的失意，离别故乡，远游异地，即使你诸事顺遂，却也每每于夜半梦萦，凄然听得窗外枯草丛中凄凄的虫啼，天边传来寂寥的雷鸣，一分乡思，几分相思便会骤然升起。纵然悲凉却又有几分期许，几分希冀。也许是伫立于小河边线线柳丝下的少女，也许是枯坐于残灯之旁的白发老母在那叫做“故乡”的地方召唤着你，召唤你将你的身驱，将你挣得的荣光与失意一并投向亲人怀里。所有的疲惫与烦恼，此刻一扫而光，在那个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在亲人亲切得不能再亲切的拥抱中，你得到了慰藉。

这样的游子是幸运的，因为他（她）有明确的“归宿”，明确的目的地。

三毛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对于她，“故乡”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当她在撒哈拉、在西班牙一个美丽的小岛上试图建立“故乡”时，却被无情地摒弃；当她回到中国大陆寻找“故乡”时又发现这儿并没有她梦中的故地。于是她选择涅磐作为自己的归棲。

四

我想，我有着与三毛完全不同却又颇为神似的经历，我同样不知道“故乡”何地。

是那座生身的滨海之城？她于我可是毫无记忆。

是留下诸多童年痕迹的申江之滨？可这座曾经放逐过我的城市怕是不会接纳落拓的流浪者的。

我倒也想认祖归宗，在西子湖西埋葬着祖宗骨殖的明秀山林里求得安憩，然而那儿已没有寸土片瓦可予我荫蔽。

至于这住了几十年的紫金山麓……留给我尽是些难堪的回忆，以至这座城市竟然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梦里；经常入梦的倒是那片……

突然，一阵惊悚，冷汗遍体，难道……难道我苦苦寻觅的“故乡”竟会是那片频频入梦来的荒原戈壁？！

五

那一个丁酉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叫做“右派”的东西，因为我老是喜欢对人大喊大叫：“不要你管”，因为我老是想真实地生活在自己的梦里。

于是“左派”们说我是“共青团的叛徒”。让我“触及灵魂，深挖思想根源，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与动机”。

我提起了笔，可这一写就写了半个世纪。从玄武湖畔写到昆仑山下，又从祁连荒滩回到金陵故地，思虑万千却总是难以成文。

不过，我想，写还是要写的。一则，我得给“左派”朋友一个交代，二则，万一小孙女醒来后突然对已成了老爷爷的我的“故事”发生兴趣了呢……有一位女作家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们不那么好说话，不稀里糊涂‘向前看’不在令人不快的历史边上绕行，由强迫性失忆变为强迫性记忆，记住那些不忍回顾的历史，我们的民族才是健康的。”（严歌苓·《失忆与记忆》，载年第一期《中篇小说选刊》）。

六

然而，还是老问题——究竟哪儿才算是我的“故乡”。

南拳妈妈说：“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回不去的地方叫家乡。”画家黄永玉说：“家乡是自己的被窝，因为那里留住了自己的气息”。

既然如此，何必拘泥。干脆从头叙起，对我来说，回不去了的地方确曾留下过自己的气息。

这是纪实，因为写作时我用的是一枝无人“提线”的笔，

这是小说，因为我真不愿“它”是我的真实记忆；

您尽可放心咀嚼后继的《荒原的隐私》，

“它”真实地析出于那个后的丁酉的

二十三个劳改与准劳改岁月；

这是一部长成右派的纪实小说，

如您愿陪我同去《寻找故乡》，

那您可得小心翼翼，

千万别迷失在那些旧街僻巷里。

——题《丁酉纪事》——作者

先祖父母与我妻子，

一、沦陷了的童年

奶奶说我是生在青岛的，出生在海滨一幢灰色的二层小楼里。看我呱呱坠地的除了家人和助产士外，边上还有一条名叫“丽丽”的大狼狗。

那是乙亥猪年农历八月十八，公历应当是年的9月5日。我这人似乎从来就贪图安逸，当妈妈为我而疼得叫喊之时我却赖在妈妈那温暖的肚子里不肯露头。于是助产士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便用一把钳子硬把我拽来这个世界。因为疼痛，因为委屈，来不及睁眼，我就放声大哭；真的，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我就受到了不民主的待遇。

幼时的我，青岛，

奶奶十分怀恋那座滨海城市。她曾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述那沙滩，那小楼，以及那些住在灰色小楼中的人的故事。那座城市给她贮存下了许多固然有辛酸却更多温馨的记忆，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过得并不很久。当我们家正盘算着如何庆贺我的两周岁生日时，芦沟桥响起了炮火声，来不及为我过生日，一家人匆匆南下，躲避那已向山东半岛扑来的日本兵。自此，奶奶再也没能回过这座令她魂牵梦萦的海滨城市。

不过，我想，这也许又是件幸事。如果，今天，奶奶还没去那“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西方极乐世界”，即便有机会旧地重游，高楼林立着的海滨哪儿还有那幢灰色小楼，肉艳喧闹的沙滩又何处寻觅当年曾与她共享欢愁的旧日浪语。与其失落于幻灭，倒不如让她将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永藏于记忆，去西天时，供奉给阿弥陀佛。

其实，爷爷奶奶只是客居鲁地，他们祖籍应属杭州。年爷爷出生于杭州北郊运河边一个叫做湖墅的小镇上的大家族中。这个家族于北宋“靖康之难”时从河北巨鹿迁来杭州，八百年中，生息蕃衍，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至今杭州北城还留下个以这个家族姓氏命名的“×家桥”的地名。

这曾是个“簪缨之族”。我曾不止一次听爷爷奶奶讲起湖墅宗祠中有两块匾，一书“读书人家”，一书“同怀五大夫”，是清高宗乾隆南巡时所赐的御笔。说乾隆来到湖墅听得村塾中的琅琅读书声，一高兴，这位与他爷爷、爸爸一样制造文字狱杀了不少读书人的圣君赐下了前一块匾。进村，又听说了一件奇事——族中曾有一妇人因病逝去，停尸堂上待殓，其女守于灵旁嘤嘤哭泣，忽见其母返阳，大骇复又大喜，这妇人后来又活了很多年还生了五个儿子，长成后同朝为官。听了故事，乾隆又赐下后一块匾。两块匾一直悬于祠堂里，直到日本人攻占杭州，一把火将我们的老宅、祠堂、连同那两块匾统统付与了火神爷。

这话难以考证，因为我未曾亲见。但我曾见过家谱，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祖父带着我回杭州扫墓，有一位祖父族兄曾来我们下榻的旅馆找祖父商谈重修家谱之事。修谱需要筹资，但在这一点上祖父好像没满足对方所提要求。他的族兄拂袖而去。他们谈话时站在一旁的我翻了祖父族兄带来的一本手抄家谱，见得那里边还真记着几位进士出身的学政，府道，还有一些头衔长长看不懂是什么官儿的官儿。

大凡一个世家总是有些不怎么出息的子弟，我的曾祖父大概就属这样的一位。他兄弟四人，他是老四，他的三个哥哥都中过举。尤其是三房，很出过些人物，即便废科举后，他那一房中也出了几位读书人，有的出洋留学，回来后在民国政府里做官。其中还有一位准文人，是他帮助并不识英文的林琴南翻译了《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等“林译小说”，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外国小说介绍给国人的翻译家。可是我的曾祖却屡试不第，一气之下干脆从商，在运河边开起了一家米行。

“士农工商”，传统上，中国人视商人为末流，身为商人的曾祖总有些自惭，因此，他命膝下的两个儿子奋力读书。伯祖到是很争气，赶上末班车中了秀才。转过年是清光绪三十一年的年，老佛爷慈禧太后下诏废除了科举，封闭了在中国延用了一千二百九十八年的读书人“进身”做官的“正途”。于是伯祖遵父命转而学医，因为中国士人的传统就是“非儒即医”。而伯祖真的很争气，后来成为杭州城里一代名医，当过杭州中医学堂校长。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遇见一位毕业于中医学堂的老中医，谈及往事，他还津津乐道于他的老师我的伯祖的高明医道和暴躁脾气。

比之他的哥，我祖父就逊色多了，废科举那年，二十二岁的他还是个未曾进学的“童生”。正好此时他的一位三房里的堂兄从日本留学归来，这位在日本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的留学生回国后被任命为杭州铁路学堂校长。因为这层关系，我祖父进了他堂兄督办的铁路学堂。

先祖父，时年八十三岁，

爷爷没跟我讲过他在铁路学堂里学过哪些科目，只讲起他们那时怎样束起长衫，盘上辫子学习从开动着的火车跳上跳下的技巧，显然这是他印象最深的学习内容。从铁路学堂毕业，祖父被委任为杭州南星桥火车站的站长。这座钱塘江边的小站当时新建，目的是将沪杭铁路通过后来在年才建成的钱江大桥联通于年已建成的浙赣铁路。我估计那时这座既不是沪杭铁路终点又不像浙赣铁路起点的小站不见得有多少业务。不过，能作为一个火车站的首任站长，祖父还是很感自豪。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刚出校门就当站长无疑是“天方夜谭”。不过祖父毕业于只有“四万万同胞”的前清，那时一个“学堂生”就被视为堪委重任的人材，所以他才有此幸运。

从此，祖父步入了交通界，9年辛亥革命后他辗转两江、东北、又来到青岛，在胶济铁路委员会任职，当上“中层干部”——营业课长。“课”这个行政单位名称现在已不再沿用，我不知道它相当于现今的处还是科，只知道爷爷这个课长的上级便是胶济铁路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而爷爷的月薪是80大洋。对于爷爷来说，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据说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一百斤米，所以爷爷能在海滨拥有那幢灰色的小楼。小楼里住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另外还有一个（人力）车夫和一个女佣，以后，又加上了狼狗丽丽和我。

先祖母，时年七十七岁，

奶奶其实不是我的亲祖母，她姓彭，我亲祖母姓陈，我是跟着彭氏奶奶长大的，陈氏奶奶则一直住在杭州，为了区分，我把彭氏叫奶奶而把陈氏称作“杭州奶奶”。

奶奶娇小、美淑，很是聪慧。然而命苦。她出生于一个败落的官宦之家，父亲吸食鸦片而且好赌，败尽所有家产之后，这个当爹的人居然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卖入青楼。幸好奶奶遇见了我的祖父，祖父将初幸的姑娘赎回家来纳为侧室。

陈氏“杭州奶奶”出身书香门第，但是听说颇为愚滞。我保存有她的照片，圆圆的脸上带一付圆圆的眼镜，颇为富态，看不出有什么“愚滞”之处。不过祖父不喜欢这个遵父母之命而结发的妻子，当他去青岛赴任时只带走了彭氏奶奶和他的独子而将陈氏奶奶丢弃在了杭州老宅中。“杭州奶奶”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儿子，不久便郁郁地，默默地离开了人世，葬埋在西湖西北那一带翠微的山中了。

亲祖母

“杭州奶奶”死后奶奶自然扶正，成了我父亲的继母，成了青岛海滨那幢灰色小楼名正言顺的女主人，这算是念“阿弥陀”修“净土”的奶奶修成的“正果”。然而我的那两位祖母只不过是这幕悲喜剧的演出者，“编导”是我祖父，他凭着他个人的意愿将愁苦与欢喜随意地洒向了这个幸亏只有两位演员的“舞台”。

奶奶一生没有生养，她把她所有的爱都献给了三个男人——她的丈夫，继子和后来的我。她操持着家务，那幢灰色小楼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小楼里似乎飘扬着《Home，Sweethome》般甜美的乐曲，映示出的安乐与幸福令祖父的同事啧啧称道。然而，过了不久，另一个女人的闯入破坏了气氛。《Home，Sweethome》中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

父亲有一柱挺直的鼻梁，一双两梢微微飞起的凤眼，配上他那颀长身材，是他就读的那所中学中出了名的“英俊小生”。他网球打得漂亮，舞跳得潇洒，养金鱼、艺菊花、票京剧，样样精通，可就是不好读书，十八岁还在读初中，在胶济铁路委员会官员的子弟中博得了“纨绔”的名声。这样的人可得女学生的青睐，父亲只看中了低他一班的一个同乡女同学。

她姓洪，是祖父顶头上司——胶济铁路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千金。洪副委员长得知其女恋上我那名声不大好的父亲后很是气恼，严令洪小姐与那playboy断绝关系。可世界上许多事都遵循牛顿那“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其力相等其方向相反”的著名定律，家长反对，那一对恋人却越加难离难分。有德国留学学历的洪副委员长很看不起无心读书的人。见得劝阻无效便采取断然措施强行将女儿送回了浙江老家。为此事，洪副委员长更迁怒于我祖父，认为祖父在这件事上很不配合。

其实祖父到不是一定想让儿子攀那高枝，更没有存心想忤顶头上司的意旨。而且他也曾用“既然女方家长反对，你又何必……”之类的话劝说过儿子。他只不过出于习惯性的惯宠，见得儿子那一副寻死觅活“非此女不爱”的样子时，吓坏了的他便对儿子的事再不敢认真而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先父母

一场恋爱被搅，一对恋人被生生拆散，父亲伤心欲绝。为了怕我父亲出事祖父想到了为儿子娶亲的主意。这是那个时代做父亲的人惯用的手段。

未来儿媳很快被物色到了，那姑娘是祖父属下一个同事的妻妹，她同样是一个漂亮的浙江姑娘，又同样是我父亲低年级的同学。民国二十三年夏天，那位姓钱的姑娘作了我父亲的妻子，后来成为了我的母亲。

失恋不久父亲便匆匆结婚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祖父之想象急需有人来慰籍他那颗“破碎的心”；而且，那时虽已是“西风日渐”恋爱自由，但“父母之命”的婚姻仍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父亲大概是无力，也不愿违拒我祖父的意旨，何况新人也是个新派姑娘，于是他心甘情愿地作了新郎。倒是母亲之允婚有些费解，因为她与父亲全然不同，是个勤奋好学的姑娘。

外祖父是个商人，在家乡慈溪经营着一家药铺。可是外祖早逝，母亲十二岁便丧了父亲。慈溪钱家是个大族，族人一多难免就会有无赖、泼皮。外祖死后，不知怎末的就出来了一些上门要债的“债主”。走投无路的外婆只得以药铺的股份抵债，那家后来迁到香港的药铺渐渐就易了主。外婆手上只剩下了三股股份，日子便艰难了起来。外婆膝下无丁只有两个孤女，可浙江向来重教，加上外婆一心要让两个女儿成为“知识女性”将来免遭人欺，所以在家境日渐蹇绌的情况下还是将两个女儿送入学堂。可这学费使外婆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待到大姨初中毕业，外婆觉得力已难支，于是，只好把早已定过亲的大姨嫁了出去。姨父是同济大学毕业生，毕业后谋职于胶济铁路委员会。姨父是个“新派人”，却深守孝、悌之道。奉父命回乡完婚时见得岳家境况惨淡，便在婚后将新婚妻子和妻妹一并带往青岛，承诺让妻妹继续上学，负担其求学的一切费用。于是，后来成了我母亲的钱家次女便进了青岛的“铁路子弟中学”。

可是母亲在她姐姐家过得并不快活，据她后来对我说，在青岛姐姐家她老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姨父是个非常敦厚的人，母亲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其症结可能源自于她的姐姐。不过，这其实也不能全怪大姨。大姨诚然是个非常精明的人，抗战胜利后母亲曾因大姨私下里回乡卖掉并独吞了外婆遗下的那家已搬至香港的药铺的三股股份而与之闹了一阵别扭，不过在当时，姨父工作不久，那点工资既要负担家用，又要寄回老家承孝父母，更加上我母亲上学的费用，作为主妇的大姨当然得搬着指头过日子。此时忽有媒人上门，来人奉我祖父之命求亲。听说是我父亲求亲，姨父心里就有些不愿意，而大姨则认为这是妹子自己的事，愿或不愿要她自己作主。不料母亲竟然一口答应。据她说：那时她非常希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庭，而且媒人还传达了我祖父的一个承诺——婚后，小两口可以继续上学，只要愿意读书，高中、大学乃至出国留学都可由祖父负担。这完全可信，因为那时我祖父月薪二百八十大洋。不过，我揣想，母亲之允婚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母亲是认识父亲的，对于年轻姑娘来说，谁不想嫁个俊秀郎君！

可是婚后的母亲未能完成其向往的学业。初中毕业后的父亲竟未考上高中，而此时的母亲又怀上孕。第二年我呱呱坠世，母亲首先得尽哺育儿子的责任。待得我断了奶，母亲再次提出上学要求时，爷爷、奶奶又以孩子太小还离不开母亲为由加以拒绝。母亲明知这是故意的推托，实际上是公公、婆婆不愿儿媳比儿子有更高的学历。可是面对的是堂而皇之的理由，母亲又不好过份争执，心中却积下了对公婆的不满，这种不满又渐渐演化成对于婆母和丈夫的不屑——不屑于婆母之出身，不屑于丈夫的竟然连高中都考不上的没出息。心中的不满难免会流于口头。当这些话经仆人之口传到奶奶和父亲耳中时，小楼里便频频发生夫妻相骂、婆媳龃龉的事了。

芦沟桥事变彻底破灭了母亲的求学梦。抗战爆发后胶济铁路委员会奉命内迁。姨父和多数胶铁委官员都接到了内迁的命令，可是内迁名单上却没有祖父的名字。祖父明白这是结下了怨的洪副委员长作的梗，但也无可奈何。然而青岛已无法再待，祖父曾拒绝过日商要求承包胶济铁路的餐车而担心报复。于是举家南迁。

其实，对于我来说，青岛只不过是我履历中的一个记录，全部的凭证只有一张发了黄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幢砖砌小楼，楼前，一个戴水手帽长着一张胖胖圆圆颇似女孩脸的小孩坐在一辆童车里。据说，那幢楼便是奶奶记忆中的“灰色小楼”，而那个孩子就是我。可我对此一无印象，关于发生在这幢小楼中的故事全部是后来由奶奶或妈妈讲给我听的。不过，他们二人的讲述往往会有不同，这是不能由我来负责的。

循着记忆这条长河上溯源头，似乎见到一间二楼上的小屋。屋里只有一架宽大的雕花木床，母亲在床上嘤嘤哭泣，父亲站在床前大发雷霆，母亲身边躲着大睁起惊恐的双眼的我，窗外传来歌声与口令，那是新入伍的“壮丁”们在操练。算来那时我应该只有两岁。但我确信那是真正属于我的记忆。爸爸、妈妈之间的争吵是我最初的印象；而我后来得知那间小屋是在外婆家——浙江慈溪。

抗战爆发，我们家离开了青岛，爷爷、奶奶回杭州老家，父亲、母亲带着我来慈溪探望我的外婆。

其时，正值“八·一三”事变，扬言“三个月占领全中国”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遇到了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久攻不下的日军只能增兵驰援。十一月初日军策应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使上海的中国守军背腹受敌。登陆日军很快便占领了杭州、宁波，我们杭州老宅被日军一把火夷为平地。爷爷、奶奶逃入上海租界。外婆家虽在农村，可是宁波和慈溪县城失守四乡里也就惶惶不安。于是爷爷带信来命我们速去上海。就这样，一家人又在上海相聚。

据说爷爷曾经有过重回青岛之念，可是韩复榘弃陆，沈鸿烈弃海，这两位国民政府陆、海军大员已拱手让出山东。爷爷从由青岛逃来上海的朋友处得知我们那幢滨海小楼上已经插上了太阳旗。杭州和青岛都已无家可归，爷爷在上海英租界的愚园路4弄名叫“新村”的弄堂里购下了8号的房子。年初，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在那里建起了新家。

“租界”算是外国人的领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与英、法还有外交关系，承认英法的租界主权。表面上租界内还比较安全。但租界与日占区仅仅一栅之隔，日本人的刺刀依然给租界内华人的心理上造成很大威胁。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尽人皆知，淞、沪、杭抗战中日军烧了许多房屋杀了许多无辜平民，尤其是攻占南京后的大屠杀暴行更令人心悸，何况还有日军在闸北、南市日占区的兽行给租界内的华人提供眼前的证据。于是有许多青年人悄悄离开上海，偷越战线去了“后方”。那年的春末，父亲也随同他人去了“内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愚园路是上海的西缘，有些像今天上海的闵行、莘庄。由此往西有一条叫凯旋路的土路，路的尽头是只有几间平房，一个月台的上海火车西站。这儿已是郊外，火车站面对的便是农田。愚园路底是英商0路无轨电车的起点。往东行是有着静安商场、百乐门舞厅、DDS咖啡馆和诸如老大房南货店，鸿运斋酱肉店这样著名老店的静安寺商业区。但愚园路本身却是条安静的马路，别墅和弄堂构成了这个仅次于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带的高级住宅区。但霞飞路到那时已逐渐形成上海的第二闹市，愚园路却是个安静的居住区。

我们家所在的那条叫做“新村”的弄堂有三条支弄，却只有十几幢三层楼的房子。新村只设双号没有单号，我们这8号在最北面的第三支弄里。打开后窗，隔着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可以见得当时上海最大的公园——“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那一片葱茏的树林。弄堂东面是俗称“九层楼”的“西园大厦”，那里有一片不算很小的草坪，周遭围着珊瑚、女贞和棕榈。九层楼上有人养鸽，每当鸽子的翅膀朴击空气的声音传来时我就会赶到窗前去，目光追随着远去的鸽影，逐渐长大的我十二万分地希望我也能有一对可携我自由飞翔的鸟翼。

我总是被关在楼上，祖父和母亲外出谋生，奶奶在她自己房里一边念经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中播放的是她百听不厌的绍兴戏（越剧）、苏州弹词（评弹）、上海滩簧（沪剧）。小小的我已经有了“家庭作业”，母亲外出时将一堆一边是画一边是字的“方块字”丢在我的面前，按她的说法是要从小就培养起我读书的兴趣。而我却总是对着那些画着鸡、虎、猫、犬的纸片发呆，情愿听着窗外鸽哨的响声胡思乱想着外面的世界。因此当母亲晚上回来测验我的成绩时我总是让她失望。于是她伤心、愤怒，骂我蠢，骂我笨，骂我是“同侬爹一样的东西”。有时她的失望到了一种非得宣泄不可的程度，便会勾起手指在我那笨脑袋上凿上两个令我很疼的“栗子”。我顾不得体面，咧开咀正准备哭，她一把抱起我将我放在了一张高高的方桌上了。一边威吓着我，不让我以哭声召唤“救兵”，一边又在我屁股底下塞进一张小凳，让我坐在方桌上跟她背唐诗。于是，我一边啜泣，一边跟着她念念有词——“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有一次，母亲正在惩罚性地对我施教，女佣爱珠在楼下叫喊：“少奶奶，有朋友寻侬”。母亲下楼去了，而且一去不回把我遗忘在了那张方桌上。方桌很高，两边又没有椅子，我爬不下来，坐在那儿有如坐危楼的感觉，于是我便坐在桌面上，后来干脆躺下，后来竟沉沉睡去……睡梦中我听到楼下弄堂里孩子们戏嘻的声音，听到鸽哨，听到后街白利南路上算命瞎子手中“叮……叮……叮滴铃叮，叮当……”那两片“报君知”的响声，听到卖冰小贩“阿要……买冰哦，冰哦，冰……哦，卖冰哦……”的叫卖声，弄常里有孩子们在做一种拔河游戏，一边唱着儿歌——“我们要请一个人……我们要请一个人……”而我则站在弄堂里一会儿看看新村与弄堂西边一片荒地之间竹篱上的黄色丝瓜花，一会儿又望望隔断我们弄堂与东边“九层楼”那高墙上的橘黄凌霄花，心中捉摸着从哪儿采下朵花来玩玩更为方便，最后我决定还是摘那凌霄，因为我见过有人从3号二楼阳台爬上那堵墙的。于是我便手足并用攀爬3号的阳台……可是我听到訇然一声巨响，身上感到巨大震痛，是我从阳台上摔跌下来的感觉，于是我大声号哭起来……

睁开眼竟是睡在自家地板上，闻声赶来的妈妈和奶奶急忙将我抱在怀里。

为此“坠楼”事件，奶奶和妈妈大吵一架。对此，我很抱歉，因为我是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不过，此后妈妈再也没有采用过她那独创的“高台逼读”施教法。母亲仙逝已经二十年了，从记忆中淘出旧事，身上似乎又觉出那次摔跌留下的疼痛，心中却泛起一片虔敬和怀念。

其实，别看在母亲责罚我时爷爷、奶奶总会出面护我，可是说到底，他们才是将我幽闭楼上的主谋。爷爷、奶奶跟弄堂里的邻居家表面上客客气气，见面打打招呼。可爷爷打心里是看不起他（她）们的。他告诫奶奶和妈妈说我们出身书香门第，千万别让我跟弄堂里孩子学来一身小市民的俗气。奶奶唯爷爷马首是瞻，母亲本来就希望我像晋代“囊萤照书”的车胤，“雪案苦读”的孙康，于是我就尝够了幽闭的滋味。而我是个孩子，况且又秉承了父亲好玩，爱热闹的本性，偏偏在幽居中孤独与寂寞，这“内因”与“外因”的互作，让我时而“内向”时而“外向”，因此使我常常会在情绪的两极之间发生跳跃式的冲动。这种性格累及一生，为此而吃了不少苦头。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祖母与我

尽管我内心对于这种强逼学习的办法非常反感，可是在强逼之下又的确在学前认了不少字。有些字是从方块字卡上学来的，有些是妈妈教的。此外我还自学了不少字，那是从妈妈给我买的连环画、童话书上贯前串后连估带猜而识得的。我甚至还“读”过妈妈的书。那些大大的，厚厚的书我当然读不下来，不过记住了一些书名和作者的名字。比如我知道一个叫沈复的人写了一本书叫《浮生六记》，比如我知道了我那个字聪叔的族祖帮助古文家林琴南翻译《黑奴吁天录》等一系列外国小说，还知道巴金和《家》，苏青与《结婚十年》这样一些会让妈妈读时长吁短叹的书。以致当我后来真正能看小说时，首选的往往就是那些在我儿时便知其名字的书；不过《结婚十年》却是很晚很晚才读到了的。因为当时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也参加过日伪炮制的“大东亚作家会议”算是汉奸而长期将其作品列为禁书的缘故。

由此可见，一个人在儿童时期所受的教育会对其一生都产生影响；这大概就是某些人十分重视“阶级烙印”的理论根据。

幼时的看书、认字是被逼的，心中却是十二万分的不愿意。俗话说：“哪儿有压迫，哪儿就有反抗”，我也曾“反抗”过的。

佣人爱珠、我、奶奶三个人。奶奶中午要午睡，闲下来了的爱珠会躲进她住的亭子间去，或是织毛衣，或是打瞌睡，于是我就踮起脚尖，悄悄越过“封锁线”到外面找我的朋友玩去。

我的朋友很多，有0号张家姐弟，4号屏家兄弟，不过最要好的是隔壁6号的瑶瑶、玮玮姐弟二人，因为他们与我年龄相近。姐姐瑶瑶比我大一岁，弟弟玮玮比我小一岁，于是我们都听瑶瑶指挥。而她最喜欢玩的是“新法结婚”和“做小人家”的游戏。游戏时她扮作新娘或是“家主婆”（上海话主妇的意思），而我总充当“新郎倌”或是“丈夫”的角色，玮玮则担任“傧相”，跟在“新娘”身后，手提想象中婚纱的裙裾，随三人合唱的《婚礼进行曲》亦步亦趋。若是“做小人家”。瑶瑶便让我这“丈夫”坐在那儿“看报”或听“收音机”而她则假装着在厨房里做饭、炒菜，忙东忙西。此时必将“儿子”玮玮指挥来，指挥去，这往往会召来“儿子”的不满而宣布“罢工”弄得“小人家”不欢而散。

不过，即使“小人家”一切顺利，玩过一会后我也会辞而归去。一方面我对女孩子的游戏不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我老惦记着奶奶，我要在她午睡醒来之前赶回家去，奶奶若是发现我偷偷外出是要责罚的。不过奶奶的责罚并不可怕，骂两句或是屁股上拍几下并无所谓，怕的是晚上奶奶给妈妈告状。妈妈若是得知我私自外出是会请我吃“栗子”的。妈妈勾起的手指硬如木头，给她凿上两下那真是“痛彻心肺”。不过奶奶一般情况下是不告状的，她知道妈妈发起火来，手下是有点不知轻重的。可有一次我在外面玩得忘了时间，直到奶奶午睡醒来不见我的人影便与爱珠下楼来寻找。结果是在一片禁区里找到了我，一向温柔的奶奶也发了脾气，将我这小小“探险家”拖回去重重打了屁股，晚上还告了状，妈妈的“栗子”差点让我昏死过去。

“禁区”便是弄堂西边那片长满野草的荒地。荒草没膝，风儿吹过，白茅和狗尾草低头弯腰，草棵里隐隐地藏着许多瓦砾。荒地上有几辆破轿车，没有车轮，没有发动机，锈迹斑斑的车壳上到还能见得原先的银粉底子和一条横贯车身的红杠。这几辆破车属于“银色汽车公司”（ShanghaiAutoService）。荒地也是公司的财产，是他们存放废车的场地。银色汽车比后来因其电话号码为40而被人称为“四万号”的“祥生汽车”创办更早也更出名，但由于他是西商企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公司倒闭而永远地淡出了上海人的记忆。不过对于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几辆半淹荒草中被风雨侵蚀着的破车，因为在那儿曾留下我平生第一次“探险”的足迹。

弄堂里的孩子几乎人人都得到过家长的警告，说是荒草中有咬人的毒蛇、蜈蚣，严禁小孩入内。可越是“禁区”就越有吸引力，那些禁令对于像4号屏家兄弟那样的大孩子们怎能挡得住诱惑而不去逮蟋蟀？而我最感兴趣的是那几辆破车，因为它十分像是我看过的一本书中主人公历尽艰险而攻克的古堡。主人公的名字叫小林，他是个英勇的漂亮的东洋武士……

我与父亲

日本军阀很懂得“亡国先亡心”的道理，伴随着枪炮，日本人也动用“文化”作为侵略的武器。于是歌星李香兰的《卖糖歌》，《支那之夜》成了流行歌曲；影星李丽华的电影场场爆满；女作家在“大东亚作家会议”上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以精彩圈点博得了满堂彩；与此同时，日本的报刊与书籍也在悄悄进入一些上海家庭。我就是在瑶瑶家看到那本书的。小林是用一把铁骨扇子打败那些住在古堡塔楼里的西洋武士的。这样的扇子我能找到，因为爷爷有几把很大的折扇，而古堡……想象中那几辆破车已幻化成躲藏着西洋武士的塔楼，正等着我去将他们消灭。

我独自是不敢到荒地里去的，于是去央求屏家兄弟。有一天他们终于答应了我。于是我们蹑进一家裁缝店。那家裁缝店面北向开在白利南路上，可是它有两个后门，一个开在我们弄堂底处，另一个开向荒地。蹑手蹑脚地从开向我们弄堂的后门进入裁缝店后堂，只要不被店里的人发现，悄悄打开另一扇门便可进入荒地。仅此一途就已十分刺激。

当我面对那片“荒原”时，感觉真是奇妙无比。这儿与兆丰公园那平坦、整洁、美丽却无奇的草坪完全不同，恣意生长的野草竟是如此茂密。狗尾草穗上金色的茸毛在阳光下闪烁，苇草蓬蓬的穗子将一抹娇红在轻风中摇曵。而那几座隐藏着“敌人”的“古堡塔楼”便蹲踞在那些高高低低的草棵里，洞开的车窗里躲藏着所有的秘密。

心儿狂跳，可我还是勇敢地走进草丛。屏家兄弟已经在翻砖捯瓦寻找蟋蟀，我可是专注地向目标行进。倏然跃起的蚂蚱和密密飞着的蠓虫给了我不少惊吓，可我仍然坚持着向我的目的地走去。一步，两步，三步……我终于站在了那几辆破车前面。“古堡”、“敌人”的幻影退去，呈现面前的狼籍引起我更大的好奇。破车是连底盘都没有的了，一样的杂草荒生在车里。有几只朽烂了的座垫丢弃在那里，刺鼻的潮气和霉味中有几根弹簧从破车垫中突兀而出，扎煞着锈黄的肢体伸向空中，似在求救，又像是在显示它的生命力。一辆一辆车巡视过去，我发现了奇迹。一架已然连车门都没有了的车里居然有一个圆圆的东西——方向盘。踌躇再三我决定进入车里，可是刚一迈腿便大声惊叫起来——一匹奇丑又硕大的癞蛤蟆在我面前骤然跃起……与此同时，一声更响亮的惊叫声在另外一边响起，转过脸，隔着那道将弄堂与荒地分隔开的竹篱，我见到奶奶那一双惊恐而大睁着的眼睛……

我终于上学了。学校离家不远，也在愚园路上，新村斜对面的一条弄堂里，校舍是一幢带有很大花园的别墅。那是一所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学校，名叫“彼得小学”。校长姓潘，是位三十来岁风姿绰约的女士。她女儿跟我同班，但我很讨厌她，因为她仗着她妈是校长很是傲气。不过她学习成绩很好，门门功课都是一百分。

（英文津逮是民国初期教科书。格雷比尔编，99年伊文思公司出版，共3册。供高小3年用；小学不学或只学年者，可供中学一、二年级用。词汇总量为99个。）

我的“国语”（就是现在的语文）很好，整本国语书上的字我都认识。算术课只能算是一般，最差的是英语。学前妈妈没有教过我英语。所以我跟我那些多数出身基督徒家庭的同学根本就不在同一起点。当我还在学A、B、C时，他们已经可以跟老师作简单的会话。记得那时所用的教本叫《英文津逮》，上面的许多课文改编自《圣经》或《天方夜谭》。我听不懂老师的讲课，考试、测验也就当然考不及格。还有一门课也让我感到头疼，那门课的名字叫做“幼年布道会”。讲课老师是一位牧师，讲的内容是“基督降生”、“伯利恒之星”之类的《圣经》故事。可是牧师讲课三句话中至少要夹上一句英语，听课听得莫明其妙当然也就对之失了兴趣。我成了班上出名的笨孩子，学习对于我显得很是吃力。不过这情况只维持了半年，半年后学校里的英语环境几乎荡然无存。

94年底，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收回租界”，“接收”了原先隶属英美的一切机构、洋行、医院、学校。彼得小学改名明德小学，校长换了人，牧师和许多教师都失了踪影。

有一天，正在上课。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教室对老师说：“日本督学来了！”女教师花容失色，赶快命我们将桌子上的课本都收到抽屉里。因为日伪当局已经下达改用新教本的指示，但老师们阳奉阴违仍然用旧教本授课。课本是收起来了，可是学生们都没有把“新教本”带到学校来，女教师急中生智，把这堂课改为音乐课，打着节拍教我们唱歌。

那天，在那幢楼里有好些房间都在上“音乐课”，唱的还都是同一首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填词的歌曲——《送别》。

自那次其实是汉奸的“日本督学”来校视察之后学校有了改变——“幼年布道会”取消了，英文课也不上了，从四年级开始学外语——日文。不过教日文的老师好像并不很认真，当我在明德读到四年级时，我也只学会了五十个“假名”（日文字母）。

日本人进了租界，愚园路上不见了西洋人，他（她）们多进了集中营。对于那些原先总比中国人显出优越的洋人来说也一下子落入悲惨的境地。

来到上海后妈妈患上了肺结核和慢性胸膜炎。在当时那都算顽症，于是她在愚园医院就诊。除了吃药，每周还要打一次“空气针”，就是用一根又粗又长的针头直接插入胸腔，通过一台机器注入空气，压迫病灶，使之不得扩展的辅助治疗方法。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先进的医疗手段。可是接受这种疗法的患者很是痛苦。妈妈每次去做这种治疗时总要带上我给他壮胆。可是每当那根看上去就让人毛骨悚然的针插入妈妈肋间时，首先给吓破胆的却是我，不由地便会流下眼泪。

负责给妈妈注射空气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美国老护士。每当见得我流泪，便会含笑伸出两根手指，比划着，在她眼下画出条泪痕，咀里叽哩咕噜，意思是：男孩应当勇敢，不能哭的。可是，有一天我却见得她自己流了眼泪。

那一天，妈妈打完空气针，又在X光机前检查了那条白白的气痕，出来，坐在走廊的侯诊长椅上休息。一会儿，老护士也走出治疗室，见我们还在，便坐到了妈妈身边，用夹着英语的生硬上海话和妈妈说起话来，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既诧异又觉可笑，于是我走到她面前，学着她以前对付我的样子，也用两个手指在自己脸上画泪痕。

不料妈妈见状大怒，一把将我扯了开去。老护士喊了起来：No……No……，又将我拉过去拥在了她那又丰实又温暖的怀里。

医院，妈妈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来这儿打空气针了，医院被勒令关闭，所有的美国医生，护士几天后都得进集中营。

集中营设在愚园路，地丰路（今镇宁路）口的中西女中。以后，每当我经过这所墙上拉起电网，门口站着荷枪的日本宪兵的集中营时总要隔着铁栅门朝里张望，希望能从那些在院子中活动的囚徒中见到老护士胖胖的身影，但每次都没能找见。当时日本人关押上海西侨的集中营好几所，其实她不一定就关在这儿。妈妈的病后来好了，靠的不是空气针而是价格十分昂贵的油剂盘尼西林；可我不知道那个和善的美国老护士有没有从集中营里熬出去。

新村一支弄是那种美国人称为Apartment的公寓，比之后两条支弄单开间三层的连体建筑要高一个档次。4号原先住的是西洋人，日本人进了租界这儿换来了家东洋人。

男主人穿便服好象不是军人，他和穿和服拖木屐的女主人都很少在弄堂里露面。可他们家有两个孩子很是可恶，常常无缘无故地欺侮人。姐弟俩身体很棒，冬天也穿着短裤，短裙。弄堂里不少孩子挨过他们打。更可恶的是他们家有一条大狼狗，两个日本小鬼常常牵着狗拦在弄堂口。狼狗拖着长长的舌头狺狺然地蹲坐在那儿，弄堂里的行人望而却步。我学校在愚园路，上学去必须走前弄，可是送我上学的女佣爱珠也怕狗，被迫无奈只好借道后弄裁缝店从白利南路经兆丰公园门口再绕个大圈才能到愚园路。

弄堂里的居民对这一家日本人恨之入骨却又敢怒而不敢言，不料，有一天却给我们这些孩子找到了惩戒那两个日本小鬼的机会。

那天我们新村的孩子与白利南路上的兆丰别墅的孩子们约好在兆丰公园比赛足球。所谓的足球其实只是稍大一些的充气橡皮球，可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仍然是个大活动。所以那天放学后我没回家，直接去兆丰公园为“新村足球队”充当啦啦队。

按事先的约定我们在公园门口会齐，会齐后一起进了公园。才进公园大门我就看见我们弄堂那两个日本小鬼坐在右侧大池塘对面的树荫下，姐弟俩一人手中捧着本书正专心致志地在读书。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带队的屏家兄弟。当其他人也都确认无误之后一个个自动躲进一个大树丛，七嘴八舌对“敌情”作了分析。有人说今天这场球怕是踢不成了；有人说：怕什么，我们人多，他们敢来捣蛋我们就揍他一顿……到底屏家兄弟年纪大，很快便想出了好主意。

屏家兄弟带着我们躲开小日本的视线，从公园左侧土山绕到了我们预定的“赛场”——装饰有汉白玉希腊女神像的音乐台前草坪。兆丰别墅的孩子们早已等候在了这里。屏家兄弟上前打过招呼，告诉他们我们所遭遇的“敌情”并要求请小日本不认识的兆丰别墅孩子们替我们出气。他们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方要求。都是中国人，懂得同仇敌忾的道理，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抗日”的机会。

远远地给他们指明目标后我们又躲进树丛，从灌木丛的缝隙观察“战斗”。其实这场战斗毫无悬念。当“我方”接近目标后连挑衅的前奏都没有便一拥而上将两个小日本一顿闷揍。姐弟俩到也很勇敢，遭到第一轮打击后的他（她）们进行了反击。一边用夹杂着纯正上海话的日本话哭骂，一边连抓带咬拼命进行着既不认识袭击者也不明缘由的“遭遇战”。战斗当然以我方的大捷而告终。姐弟俩鼻青脸肿衣衫残破，一瘸一拐地狼狈逃窜。不过，“检查战果”时发现我方也有“伤亡”——有人的脸被抓破了，有的人衣领被撕坏。不过大家都很高兴，兴高采烈地拥出公园后门，到梵王渡路（今万航渡路）上一家刨冰店庆祝胜利。屏家兄弟掏腰包买了几杯刨冰（一种用糖精、色素水冲冰屑而制成的廉价冷饮）犒劳兆丰别墅的孩子，我们虽然没得吃可仍然有气度地帮着屏家兄弟招待这帮刚从“火线”凯旋归来的战士。

九岁的我，

上了小学后家中对我的管束松了许多。可那天我实在回家太晚，爷爷和妈妈也都已回来，见得回来了的我顿时将焦急换成怒气一齐向我扑来，吓得我抱头鼠窜一边将今天的事件和盘托出，本来准备好好教训我一顿的爷爷奶奶和妈妈听了我的讲述大惊失色。他（她）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帮孩子竟然敢挑起“国际冲突”。刚才还怒气冲冲的他（她）们此刻又变得忧心忡忡。他（她）们担心日本孩子的家长会探明缘由进行报复。一帮“亡国奴”孩子殴打占领者子弟简直可以视作一场“暴动”，日本人要是追究起来那后果真难以想象了。可是事情已经做了祸也闯下了。一家人商量下来决定让妈妈请假留在家中护送我上学、放学，并且观察事态。却不料几天下来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有。不知是那日本姐弟俩因为“战败”之耻而羞于告诉父母还是他们的家长并不介意孩子之间的争斗，反正是平平安安，妈妈白在家休息了三天。

我们那次“抗日”虽然也是一场借助于外力的“惨胜”，但是其效果却很彰显。从那以后两个小日本很少再在弄堂里露面，那条大狼狗也被锁在了家中。可见再凶恶的“鬼子”也是能把它打怕的。

日本占领者可恶，汉奸就更可恶。

我们这条支弄就出过两个汉奸。

斜对门的0号是一家张姓人家，男主人在伪“上海市政府”当了“官”。为此，大女儿愤而自杀。老二是个男孩，大姐死后他也失踪。后来我们才知道老二其实并没有离开上海，只是他羞于再见父亲而不愿回家。最终他成了共产党，但那是后事。老三老四是姐弟俩，年龄与屏家兄弟相仿，原先也是我们的游伴。自打家庭出了这些变故，二人成了深居简出的“小老头”、“小老太”。

张家虽是汉奸人家，但并不张扬，加上他们家几个孩子的表现，弄堂里的居民对之还没有太大的反感。可我们正对门8号里一个姓陈的汉奸作的恶就多了。他的所作所为招来一片唾骂之声，以致他的一双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儿女由于遭到我们排斥，很长时间内不能加入弄堂里孩子们的游戏队伍。

8号原先的主人是一对兄弟。哥哥已有妻室，夫妻二人住在二楼，弟弟独居三楼。那个从浦东农村出来的陈某当时是兄弟俩的佣仆，一家四口挤住在一楼“灶披间”（厨房）与客厅之间的亭子间里。弄堂里的居民不知道这兄弟俩以何为业，但是知道他们家很有钱，因为他们有一辆全弄堂独一份的“自备汽车”。兄弟俩开着车在弄堂里迎着别人羡慕的眼光进进出出，从来也不跟人打个招呼。

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拿了几块饼干，一边吃着一边走到窗前去打算看看弄堂里有没有我的朋友们在那儿游戏。忽然见得一个提着手枪的日本宪兵匆匆跑来伏在了8号的后门口。我回过头就大声招呼正好也在三楼的奶奶。奶奶过来一看，激伶伶地就把我扯到窗帘后面——那个日本宪兵正抬起头将支手枪竖在自己咀上向我们摇手示意噤声！这绝对是个惊险镜头，我和奶奶都舍不得走开，强压着心跳躲在窗帘后面偷窥动静。

那日本宪兵似乎只是个为了防止他们要抓捕的人夺门逃逸而设的埋伏，他闪身靠在门边听着门内动静还不时抬头观察楼上窗户并没有破门而入的意思。就这样过了一会，支弄口出现了一个便衣汉奸，那汉奸向日本兵招了招手，日本宪兵随之而去。

我们只看见了这末一幕但已然知道日本人要抓8号的一家人。

几天后弄堂里传出消息说这兄弟二人是“在（青）帮”的“地下工作者”。日本人当天没有抓到他们而是根据他家陈姓佣仆提供的信息几天后在青浦县抓到了闻风出逃的三个人。

过了些日子8号的女主人放回来了，据说那兄弟二人已死在著名的杰司菲尔路（今中山北路一带）76号汪伪特务机关中。兄弟二人死后他们的“徒弟”包括那个姓陈的浦东佣仆都被“76号”招安成了汪伪特务。可是姓陈的一家仍住在亭子间因为女主人带回了新当家人。那是个细高挑漂漂亮亮的年轻人，据说是原先那兄弟二人徒辈中的“大师兄”，现在可是跟师母姘居着成了8号的主人。然而过了不久8号里又拥来了大批汪伪军警，这次可是普通刑事案，因为女主人失踪，“新主人”被人绑住手脚溺死在二楼卫生间的浴缸中。

案子很快就破了，作案人是死者的“同门兄弟”。出于妒嫉，他们做掉了与师娘姘居独占师父财产的“大师兄”。作案的并非一人，一大群人如何能在夜间悄悄入屋？答案是姓陈的作为内应为他们开启了后门。这固然都是猜测不过却有迹象可作佐证，那就是当那些凶手都被捕入狱后，陈某人衣着鲜亮地当上8号的主人。

年春我随母亲去了昆明，抗战胜利后又回了上海。见得陈某时他不仅没因汉奸罪入狱反而在弄堂口开了家鞋帽店，满面红光地当上了老板。他的子女也是一身毛料衣服，在弄堂里逛来晃去很是威风。

有一天我和同伴们在弄堂口玩，忽见一帮人从陈家鞋帽店将陈某从店堂里拖出，一边骂着一边饱以拳脚。又高又胖的陈某被打得狼狈不堪，头上戴的一顶呢“铜盆帽”也被人一拳打飞在了空中。陈某的老婆大声哭喊呼救，应着她的呼声一个唇上蓄有小胡子的巡警赶了过来。此时一个穿长衫的人迎上去拦住了那个巡警说了句：这是阿拉自家屋里的事体，那巡警便诺诺连声地走开去了。那伙人打着骂着推着搡着簇拥着陈某往曹家渡方向走去。陈妻哭着闹着跟在了后面。

弄堂里人纷纷议论，认为陈某人此去定有不测。不料陈某下午就安然归来，依然是呢帽、长袍、红光满面。他老婆跟在身边，咀角微微向一边吊起，大甩着两只手活像个“白相人嫂嫂”（女流氓）。

打陈某的那帮人就是当年由他引入室掐死同门师兄的凶手。这些人坐了几年牢抗战胜利后竟然放了出来。出来后见得陈某到是乘机发了财，于是便伸手找陈某“借钱”。不料已经今非昔比的陈某还不买账，所以那帮人才动了手。最后是他们把他拖到了“老头子”跟前。“老头子”出面调解，陈某人“放了血”此事才算了结。此后的陈某依然活得自自在在，不过我想他可能快活不了多久，因为我相信他逃不脱五年后年的“镇反运动”。

年月，与母亲、继父、妹妹，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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