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学习堂读雄主与拓展第二十七期传

第三章文化中华

文化是民族之根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力量

二、文化一统大中华

(二)传统文化的重新诠释与输出

天似穹庐，笼盖四方。在中华的先民看来，四方之内莫非其土，中华就是天下的中心。中华一代一代的帝王享受至尊，南面而向，随时接纳四方的朝拜。在近代，优越感而不是危机感迅速使得中华文化老态龙钟，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使得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缺乏青春气息。

中华先人喜欢集族而居，很多时候他们在血缘性的等级中就能满足自己外在的尊严，不必到外面闯荡天下，过往的功业，泛黄的故纸，即可满足内心的尊严。封建家长追求的是几世同堂的威严，而非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的伟绩。森严的“排行”给一些人带来了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的得来不需要后天的事业性拓展，只是一种先天的秩序排定。以族内的倾轧维持已有的尊严，以家族排行的狰狞维护故步自封的封建文化，如此循环轮回，中华文化裹足不前。

中国历代的封建制实行封土为侯。背后起作用的是血缘性的宗法关系而非法律原则。法律是一种铁面无私的强力文化，这种强力文化往往给一个民族注入青春力量。血缘宗法关系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文化，这种貌似强大威严的文化使一个民族暮气沉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塑造了等级森严的文化秩序，个人只有遵循的权利。儒家思想是一种文人士大夫的哲学，不幸被曲解本意，暂时丢失了入世、进取、进攻、平天下的精义，而被曲解为“柔顺”、“迎合”的中庸处世之道。

在近代，中国社会惰性力量大，许多变化只是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内部冲突激化时，便做出暂时的回应，以表面的平静缓和根本的矛盾，危险过去后依然故我。中国社会地大人多，组织制度复杂、稳固、庞大，一个命令、一项改革，从上传到下，就像声音的传播，迅速由大到小，不了了之。

拓展者敢于破坏落后腐朽的文化，重估一切传统文化，转换一切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闪烁着现代的智慧光芒。

中华文化，传承千年，哺育着中华儿女。中华历史上，每个朝代，纵有万般差错，一旦战争爆发，往往人人身先士卒，如史诗般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中华文明对个人的浸染。不仅如此，现代的哲学思想、管理理念、科技光芒，都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到了根源。

海德格尔生命的遮蔽性，荀子在论著中早已提及。荀子所谈的是人的遮蔽性，客观事物本身有红有白，具有差异性；人有主体性、倾向性，学者说话，论者著书，都为当权者而作，以换取私利。这就是人的遮蔽性。

我们的拓展思想，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融合西方文明的菁华。我们用法家的强力手段，来推销儒家的概念、道家的观念，来推销经拓展主义改造的儒家学说。中华严明的秩序观念，人民的顺服心态，都来自于儒家。我们要用法家的强力手段来推销儒家的秩序观，用军工、爆炸、权谋来推销拓展主义的儒家学说。

无论仕宦官绅，还是平民百姓，都恪守着儒家规定的中华秩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西汉末年，黄老之术盛行，各种学说繁多。众说纷纭，民众无所适从，汉武大帝亦不胜其烦。董仲舒恰逢时机，上书独尊儒术。这一上书，正合雄主之意。成全了董仲舒，也成全了儒家学说，其影响绵延至今。

拓展主义的文化，以拓展的准则，从中华文化中筛选。只要有利于拓展事业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借鉴，我们借鉴武士道、骑士道的生死观，我们借鉴佛教道教中的团结精神，借鉴伊斯兰教的战斗进攻精神。中华民族拓展史中的尚武精神，死亡观念，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勇气，都是拓展主义所借鉴的。

拓展者采取一切的文化形态作为拓展的武器。有形的传统习俗是枪炮，无形的意识形态是利剑。中华的子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很多都喜欢京剧。拓展者要利用京剧搞统一战线，为中华的拓展事业拉队伍。京剧就是一种拓展的力量，让更多的白种人也喜欢京剧吧。雄主脑子里想的永远是力量，这些传统都是梭镖，都是金银。唐诗也是一种拓展的力量，中医药也是拓展的力量。

阴阳五行，太极元气，生克乘侮，种种理念，既是医学经验的升华，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逻辑。天文历法，气象变化，可以运用至中医的经络针灸，宗法传统，伦理道德，宗教观念，一样渗透入中医学。古代传统的哲学科学，伦理宗教，不仅渗透影响，甚至直接参与中医理论的建构过程。

中医的许多发明发现，中医的诊疗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医不仅在国内，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国外，援外医疗，推拿按摩，针灸气功，中药的功用，是世界性的。西方的物理化疗、青霉素可以治中国人的疾病，中医的方药，一样可以治疗西方的疾病。奎宁可以治疟，中药常山效果更优，麻黄平喘，黄连治痢，雷九杀虫，任何人均不能否定。四诊八纲，可以诊查病因，辩证施治，医到病除，没有国界。

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中华文明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不谋而合。甲骨文曾有记载，疾首、疾目、疾耳、疾足，古埃及教科书曾记载，肠病、皮肤病、眼病，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几乎完全一致。古希腊曾广为流行淋浴、按摩、推拿等保健方法，中华古代同样流行。

世界本一家，何须分你我。文明本一体，自然相融合。

中华文明之奇特，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中华文明之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个有尚武精神的国家，可以成为地区的领袖，甚至全球的领袖。

尚武精神就是勇猛进取，不畏牺牲，荣誉、使命可以支撑尚武精神，骄傲、自尊、自强可以支撑尚武精神，有时甚至机械的完成任务，对死亡的漠视，也可以支撑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绝对不止表现在勇敢和不畏牺牲上，而且还表现在整个军事政治领域中，表现在国家精神和国家决策中。一个国家，全民尚武，他们是军事上的专家，军事技术上的专家、军事战略上的专家。有时，仅仅是军事上的少年，却是一个急速成长的少年，能够成长为军事巨人的少年，这一切，塑造了民族尚武精神，自尊自强，永不停息。永远有着向外拓展、进取进攻的精神，跌倒了，还可以站起来继续前进，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跌倒了，就只能被人再踏上几脚。

尚武精神得以发扬广大，它的利益是巨大的，直接表现在胜利中或由胜利得到的局部，甚至全部的利益，包括战场追击，国土占领，战争赔款，资源占有、使用，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如孙子兵法说的“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尚武者是食肉动物，可以是狼、老虎、狮子等，其它国家则是食草动物如大象、牛、羊等。

一个民族是否能过上好日子，与其所占据的生存空间，占有的自然资源直接有关。空间有限，资源稀缺，要想在世界上生存立足，唯有战争。美帝国主义，通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抢夺石油资源，如今的西方列强、欧美国家，几乎都曾在战争中，掠夺自然资源，拓展生存空间。

纷争不断、战火纷飞的欧洲中世纪，骑士不仅是历史舞台上的光辉形象，还是捍卫荣誉的斗士。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势不可挡，“一个骑在马上的法兰克人，能把巴比伦城墙冲个窟窿”。中世纪的骑士既是军事艺术的体现者，又是军事战略战术的谋划策动者；他们不仅是军队战斗的核心，而且也是封建林立城堡的主要守护者。

古斯巴达人崇战好武、勇敢强悍，尚武是其立国之本。一切的个人生存、一切的社会活动，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目的：练为战！因此，斯巴达的教育就是培养战士的军事教育：军事技能教育、体育和德育三部分，分别培养战士的战斗技能、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

一百多年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对它作出何种价值评判,这种对荣誉的尊重和对死亡的蔑视无疑是人类精神中一份宝贵的财富。国人每每感叹之，仇恨之，反过来也会问，中国为何没有这样强力的“武士道”？中国人为何如此懦弱？

如果我们从《史记》、《左传》中寻找渊源，武士道实在是中国人的一份精神遗产。我们只听说过西方人为爱情、为家族的荣誉而决斗至死,却很少听他们提及因未能完成军事任务，而必须谢罪自杀。其实，武士道精神是儒家伦理的产物，在中国，家从而国的地位无可替代，从而忠君、忠于家国的观念根深蒂固。

蚩尤作兵伐黄帝，邀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助战，虽战败而死。但蚩尤作为叱咤风云、勇猛果敢的战神风范，受到世人尊崇。后羿勇武善射、为民除害，其功业流传至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君臣上下，莫不尚武。齐桓公、管仲以勇武之士作为国家栋梁。尚武传统与齐国兵学互相辉耀，最终造就了齐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汉代名将李广，因为不能克服的客观原因，延误了会师时间，便被赐死。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社会观念的要求，正象后来的日本武士一样，为了个人的名誉、家族的荣耀，慨然向死。汉代以前，整个社会游侠之风盛行，战国四大刺客，两汉间各王侯百官养的武士，便难以计数。汉武大帝，西域远征，每每征集长安的市井少年，以几万人之师，攻城割地，远驱匈奴，近据丝绸之路。汉兵与匈奴交战，往往以一敌五，大汉民风之剽悍，实在是后人难以企及。

一代雄主汉武帝，对内削蕃、剪除贵族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官营盐铁；对外击败匈奴，解北方边患。汉武大帝的雄才大略不仅仅在于此，他以尚武进攻的精神，使中原农耕民族，打败了草原游牧民族，把汉民族的防御性格，改造成进攻进取的性格。

一直以来，游牧民族游动、进攻、侵略，农耕民族保守、固定、防御。汉武帝以尚武的锐利进取精神，把防御之师改造成进攻之师，使农耕民族战胜了强悍的游牧民族，将汉民族军事上的防御性格改变为进攻性格，开创历史先河，令万世景仰。

不仅如此，汉武帝运用尚武的精神，克服了农耕民族的惰性和懦弱，建立进取进攻的行政制度，把综合国力，转变为强大有效的国防力量。使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的征服推迟了多年。

在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游戏中，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打击，受到重创的匈奴人开始西迁，在乌克兰草原和匈牙利草原生息，然后继续西迁，在其领袖阿提拉率领下，卷入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的纷争。公元年，匈奴人兵锋曾抵达今天巴黎的塞纳河畔。匈奴西迁逼迫着阿兰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福人等向西运动，引发了世界民族大迁徙，而这场大迁徙，是由东方的一代雄主汉武帝推动的。

武术应该说是中华当之无愧的瑰宝，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她是中华民族历代先辈千万年来在与自然和同类搏斗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是在生死角逐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是中华民族高超智慧凝结出来的精华，兼有技击御敌、养身健体和哲学文化等综合功能，极具拓展意味！

在冷兵器时代，武术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民族国家的自卫与扩张上，就是军旅武术，将军与士兵都是这种武术形式的承载者，他们组成的军队是国家的钢铁长城，中华也因之一度理所当然的成为万国向往的尚武圣地。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拓展进程中，中华武术起了莫大的作用。

茹毛饮血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只有用四肢和草木石块来抵御凶禽猛兽的袭击，他们必须将身体四肢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在生死搏斗中求得生存。不过人类的搏击技术和大脑智慧在这生死角逐中得到了极大的催化、进化、升华，于是最远古的武术形式产生了，所用来御敌的工具（兵器）也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得到不断的改进。先民在恶劣的自然中拓展求存，武术在经验与智慧的双重锻造下逐渐成型。

我们的祖先是善于学习和模仿的，他们看到凶禽猛兽具有奇迹般的进攻搏杀能力，于是就模仿生出了各种象形拳法：看到猿猴的灵敏攀跃，创造了猴拳；看到虎豹的威猛，就有了虎形拳；还有螳螂拳、鹰爪拳、蛇拳等等。如著名的少林五拳就包括模仿龙、虎、豹、蛇、鹤五种动物的练法，心意六合拳的“十大形”包括对鸡、龙、虎、蛇、燕、鹞、马、猴、鹰、熊十种动物的形态、特点和攻防技能，像其形取其意而立法为拳。可以说中华武术具有道法自然的因素，还带有一定的图腾信仰的因素。

中华武术源于自然，动物本能的攻守进退直接影响了中华武术的刚柔相济的品质。拓展主义讲究进攻进取，但拓展主义的博战意识，使得拓展主义具有了灵活的刚柔合壁的品质。可以说，中华武术源于先人的生存拓展，因而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拓展意识的具化形式之一。

在养生健体方面中华武术有其独特的长处。中华武术讲求内外兼修，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武医结合，从中华传统中医的观念出发，锻炼人体的五脏六腑和经脉气血，达到内壮的功效，以期由内而外，操练各种手法、腿法，全面锻炼踢打摔拿、闪转腾挪之法，以及配合一些辅助的工具，如沙袋、木桩、千层纸、铁扫帚、中药（药功）等等，这样下来，既保证了体内的平衡通畅，内在的能量源源不断，又能使得外在的筋骨皮具有极强的抗打性和打击力。而且这种功能往往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甚至会因为年龄的增长，功力不断增加，反而是老当益壮，攻击能力更加惊人和超乎寻常。

固内击外是中华武术修炼的公认过程。中华武术的修炼不求盲目冒进，而是按照人体和自然的规律循序渐进。中华武术追求持久性，并不追求昙花一现的辉煌，这也与拓展者的主张极其一致。

而国外的一些技击术，如拳击，只是片面的使用双拳进行打击，而且习练者往往会因过多打击头部而产生相应的后遗症，极不利于身体健康，在技术上远不如中华武术综合全面，实战效果也逊色于中华武术。再如泰拳，以凶猛暴烈著称，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其抗击打能力和打击力高于中华武术一般的拳种，但正由于这一点是源自那种超负荷高强度破坏性的训练方法，所以注定了泰拳习练者的武术生命是短暂的，他们不到中年就会因为遍体鳞伤或体力不支而无法从事泰拳职业。

当然从纯粹养生学角度来说，国外也存在很好的锻炼方式，如印度的瑜珈术，但像中华武术这样把养生和技击完美结合起来的锻炼方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中华武术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体。从拳法名称上来说，我们有太极拳，有八卦拳（掌），有八极拳，还有六合拳、梅花拳、洪（红）拳、罗汉拳、太祖拳、醉拳、蔡李佛拳、孙膑拳、岳家拳、燕青拳、汤瓶拳（回族）、弹腿（回族）、查拳（回族）、苗拳（苗族）……既有传统文化的哲学宗教内容，也有历史文化名人的内容，还有中华各民族特色的拳种。

中华武术还特别强调整体系统的作用，全面锻炼身体的各个部位、器官，手法、眼法、身法、步法，身体的许多部位，头、肩、肘、拳、胯、膝、脚，都可以成为攻击的武器，充分利用了身体的各个有效部位，甚至腹部、背部在适当的时机都可以被很好的利用。每个部位在应用时也不是孤立的，如掌部发力，其力可能来自脚底与地面产生的争力，经腿、腰胯、肩背、肘臂传到掌部，或者是整个身体产生的浑圆爆炸力通过掌部作用于敌手。这些都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模式。可以说中华武术是汇集了中华各民族思想文化与生活实践的精髓，是最具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中华综合艺术瑰宝。

中华武术对身体各个部位的攻击能力都非常重视，因而中华武术在表演时极具观赏性，在进攻时往往出奇制胜。这是大博战思想的充分体现，所谓博战者，即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途径去达到目的。

武术还是中华内部各民族交流合作、和睦共处的载体。武术是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随着武术的传播交流与融合，中华民族内部各习武团体之间保持了长久而活跃的联系。中华武术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加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著名的心意六合拳，为明末清初山西姬氏所创传，后在汉回各族广泛流传，河南洛阳回民马氏学得此拳后，结合了伊斯兰教中的许多礼拜姿势，形成了新的风格，在穆斯林当中得到了很大的推广，成为回民的教门拳，尊称为“心意六合圣行拳（捶）”。后来，河南穆斯林圣贤阿訇又无私的将这门绝学传授给了汉人，至今在上海、安徽、河南等地盛传。再如渊源久远的通背（臂）拳，在山东、北京、河北等地汉人当中流传，后传到北京的牛街回族兄弟中，经过他们的播扬，使得通背（臂）拳成为燕都著名拳种（门派）之一。

庞大的中华武术体系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她的灵魂就是进攻和取胜。

军旅武术就是简单但有效的击刺，长枪是百兵之王，革扎之法是行之有效的破敌之术，那些躺在秦王陵中超长的大枪就是当年秦军破六国所向披靡的超级武器，岳武穆鄂王的沥泉宝枪使金人闻风丧胆。据史料记载，岳飞11岁时外公姚大翁就请来全县闻名的刀手陈广教岳飞抡刀使等技击功夫，后其技术超过陈广，成为一县无敌的手，后又跟著名的武术大师周同学习射箭，岳飞天生神力，能左右开巨弓，不久就又超过了师父周同。岳飞所习练的这两种功夫就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军旅武术了。

武术的军事化在冷兵器时代极大地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武术的大众化则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自强不息和奋发进取的精神。而武术军事化的传统也一直延续下来，在今天的军队里，习武仍然是士兵的日常功课。

远射之术可以说是军事方面最重要的技术，骑步射箭是其中最普遍的基本技能。中国的射术不知起于何时，在古老的神话传说里面就有神羿射日的故事了，还有逢蒙学射、纪昌贯虱的传说。春秋时期楚国有个神箭手养由基，“百步穿杨”的成语故事就是来自于他，汉代则有飞将军李广射石的故事。自唐代以来的武举制度当中，武科考试时，射箭之术是最重要的考察项目之一，一直到清末冷兵器时代结束的时候，还曾一度作为国家抡才的标准之一。民间的各种射箭团体在唐宋时期也非常之多，“弓箭社”、“锦标社”。清朝是崇尚武功的朝代，木兰秋狩就是皇帝必修的射箭打猎运动。

儒家经典当中对于射礼的记载非常正式，射礼是礼仪时代的重要仪礼，儒家所修习的六艺当中就有射艺一项，儒家的鼻祖孔子应该就是射箭高手。史料记载孔子父子都是身长力大的孔武有力之人，六艺当中还有一项御艺，就是驾车的技术，在车战时代，这项作战技术也是必备的，所以可以说儒家原本就是个尚武的流派。孔子弟子当中的子路原本就是个武者，历代的儒家子弟当中也都承继了这个传统，宋代的于谦、文天祥，明代的王守仁、谭纶、唐顺之（抗倭名将），清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刘铭传、谭嗣同，等等，不胜枚举。

儒家子弟担任保家卫国职责的事例很多了，他们太平时以文安邦，国家有难时挺身而出，也许他们自身并不一定习练过武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驰骋疆场、马革裹尸、为国捐躯、建功立业，因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是尚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在民族国家需要时，他们义不容辞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把尚武思想融入到文化中，把习武的习惯传播到国民中，对于这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

当然，那些专门从事军事的武人、武将、士兵，他们是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钢铁长城，直接担任着保家卫国的重任，冲锋在前，施展他们平时所习的武艺，刀光剑影，与敌人进行着面对面的殊死搏杀。在开疆拓土方面，他们也是直接的主力，为着民族国家的荣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历朝历代，这样的武人自然是不可胜数，像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的尉迟恭、秦琼，宋代的曹彬、杨家将、岳飞，明代的戚继光、俞大猷，清代的赵良栋、杨遇春、哈攀龙（回族）、施琅、冯子材、关天培、邓廷桢、葛云飞等等，忍辱负重，披荆斩棘，驰骋疆场，为国捐躯，代代良将辈出。真正的习武之人大多心地纯洁，富有正义感，对国家忠诚，对朋友诚信。就当今社会而言，推广武术不失为重建国民信仰的途径之一。

当军事战争结束，夹缝时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旅武术就被国家有意地收缩，秦始皇把天下兵器抛进熔炉，宋朝崇文抑武，元朝统治时连人民用菜刀都要限制……民间拳脚功夫就在这夹缝时期壮大成长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军旅武术里面就没有拳脚功夫，而是这种练手足的方法比较简单实用，不比后来各种民间拳派那样纷繁复杂、体系完备，因为军旅武术里面练手足之法的目的还是为了健身，以为使用兵器打好基础，而民间武术的拳脚功夫则主要是为了徒手搏击。另外，在民间武术中，也有很多的枪术、刀术等等兵器技术，但较之军旅中的兵器技术，要细化、复杂很多，十八般武艺样样齐全，它们的区别长短，戚继光等古代军事学家就曾做过专门的论述。

虽然军旅武术和民间武术在形式内容方面有些许不同，但她们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军旅武术是为了保疆卫国、对外扩张，民间武术主要是为了保家护身、惩恶扬善，她们的灵魂都是进攻和战胜敌人。

随着民间武术逐渐走向成熟，体系走向庞大，中华武术就成为了一门成熟的艺术形式，那些散落民间的习武之人，就成为了这种艺术形式的承载者。因为武人不文的现象比较普遍，他们主要依靠口传身授，师徒传薪，所以经验的东西成为传递的主体，理论的内容则很少有完备的体系。当然，武术本身主要就是依赖于经验，是行而论道的，需要身体力行才能感悟其中的奥妙，就是说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一门艺术。

正是这种实践性决定了习武者必然是敢于实践、勇于实践的实践派，他们在平时锻炼时，讲求无为有为、有为无为的境界，就是要求训练时要有身临大敌的“假借”（暗示），每一举手投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真正遇到敌人时，则要气势恢宏，旁若无人，视敌如蒿草，打人如走路，忘却生死的存在，远离恐惧带来的精神干扰，才能达到实战时的最高境界。

除了肢体和神经的锻炼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意志的锻炼，习武者必须有持久的耐力和坚如铁石的意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披星戴月，始终如一，才能证得大乘境界。

拥有无坚不摧的体魄和钢铁般的意志，是一个习武者所追求的高级境界。

古人说，侠以武犯禁。当然，对于统治者而言，民间习武者确实是他们的潜在的危险敌人，因为他们掌握着消灭敌手肉体存在的最高技术。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往往也是民间最具爆破力的反压迫力量，历朝历代，他们往往习武结社，形成一股力量，白莲教、天理教、洪门、天地会等等，无不包含着民间武术的因素。

当然，民间习武者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在国家危难的时刻，他们照样如同国家军队一样，充分发挥武术的价值，将它运用在战场之上，为国家做出牺牲。因为中华武术不仅强调技巧的纯熟、肢体的强健，还特别重视武德的修为。武术界的宗师泰斗除了武术造诣非凡外，他们在武德上也是极其令人信服的。中华武德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爱国和维护正义。少林寺就有着悠久的辅国卫国历史，隋末时就有十三棍僧救唐王（李世民）的故事，明代则有月空和尚等几十武僧赴沿海抗倭全部牺牲的故事，清朝天地会的资料中则记载有少林寺武僧帮助康熙皇帝打退“西鲁人”的传说。

就近代来说，武人投身革命、为国捐躯的事例也非常之多。河北沧州是武术之乡，在这里就有回族马氏一家为民族命运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清末时期，马凤图就参加了同盟会铁血团，创建了针对日本武士道的中华武士会。抗战爆发后，马凤图、马英图、马昌图、马瑞图弟兄四人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马凤图在兰州从事统战工作；马英图参加过台儿庄大战，颇有战功；马昌图参加冀中回民支队，负伤退伍；马瑞图在河南执行任务时遭日军狙击，英勇殉国；马凤图的长子马广达，早年随父亲投入西北军，年喜峰口之役中，率部参加大刀队夜袭日寇，英勇杀敌，身负重伤，张自忠将军曾亲临病床看望，后不幸创伤复发而殉职。马氏兼习劈挂、八极、摔跤、弹弓、射箭等传统武艺，创立“通备”武学，至今马氏子弟仍在奋力播扬中华传统武学，承传马家的爱国情怀。

中华武术的权威和神圣是不言而喻的，她是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瑰宝，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可以傲岸世界！自古至今，中华武术都是绝对输出的民族艺术，当然，通过战争形式输出的过程是残酷的，但武术的原始价值就在于消灭敌人，也许沙场上的杀戮和鲜血就是英雄们所欣赏的艺术美感。

我们也有和平的输出，在盛唐的时期，东洋人就派了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技术，这其中就有中华武术，这种学习一直延续到当下。如今日本国的诸多武术形式，相扑、柔道、剑道、空手道等等，都源自中华武术。日本少林寺拳法联盟总会会长宗道臣，自称年曾到少林寺朝山学艺，年宗道臣专门来中国少林寺朝拜祖庭，并立碑纪念，轰动一时。

近年来，随着武术事业的发展，中华武术更深入广泛的走到了世界，在世界各国进行了推广交流，国家武术界和民间武术界纷纷把拳脚施展到了世界擂台，成为中华文化拓展的一个主要形式之一。世界各地华人以武术相关联，建立了华人武术圈，根在中华祖国，叶在遥远的天空摇曳生辉，他们是一粒粒中华武魂的种籽，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由国家组织的高级别的国际武术交流活动也非常频繁，中美、中日、中泰、中俄……中华武术健儿敢以黄种人的体格毫不含糊、毫不留情的击败粗大的白色身躯，中华武术以其不可抗拒的威力和魅力再次展示了其万年不灭的光辉。

中华武术，应该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她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国人应该赋予中华武术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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