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论精神病患及其管理者的社会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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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rvingGoffman本期主讲方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读书笔记本书源于戈夫曼-年以运动指导员的身份在在华盛顿医院所做的田野调查。医院被收容者的社会世界，也就是被收容者主观体验的社会世界。本书由相互独立的四篇论文构成，每篇都以分析比较的方式，从不同的观点切入核心问题，聚焦于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和自我结构。1论全能机构的特质全能机构(totalinstitution)：一个让处境类似的一大群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与更宽阔的社会隔开好一段时间，共同过着封闭、受到正式管理的生活。1.失能而没有伤害性的人：盲人之家、孤儿院、养老院；2.收容失能但是对社会具有威胁性的人：结核疗养院、精神病院、疯人院；3.为了保护外面的社群，隔离那些被认为有蓄意伤害性的人：监狱、战俘营；4.为了在其中从事一些劳作，其功利性目的就是其存在的理由：军营、寄宿学校、殖民地点；5.远离世俗的地方：寺院、修道院。全能机构最主要的特色：把人生活里的睡觉、玩耍、工作层面的疆界瓦解。1.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在同一个权威底下，在同一个空间里执行；2.所有成员各阶段的日常作息都和其他一大群人一同进行，这些人都被类似的方式对待，做的事情也都大同小异；3.日常活动的各个阶段都按紧凑的时间表操作，整套课表都是由上层人员照着清晰的规定执行；4.这些强制的活动都被放在单一的理性计划里，目的就是要达成机构所意图的正式/官方目标。↑被收容者的世界在被收容者来到机构之前，他们都带着一种由“原生世界”(homeworld)衍生出的表现性文化(presentingculture)——一种生活的方式，或是一堆在他们被收容到机构里之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活动。如果被收容者在机构里待足够长的时间，就有可能发生“去文化”现象，“去锻炼”(untraining)的结果就是让人暂时无法在外部世界维持日常生活的面貌。进入全能机构，自我便开始经历一连串的系统性的屈辱，从而无法巩固他先前的自我观。全能机构和外部世界架起的阻隔，是削减自我的第一道力量——和过去的角色断裂。通过“角色的剥夺”，被收容者被重塑和编码成一个可以合乎机构这部行政机器的物件。在屈辱过程中，全能机构所瓦解或污损的行动，是被收容者控制自己世界的能力：自我决断能力、自主权、行动自由；同时机构会生产出一套用来合理化侵犯自我的逻辑。面对全能机构的压力，个人可以通过情境抽离(situationalwithdrawal)、不妥协(intransigentline)、殖民化(colonization)及转化的方式进行调试。大多数被收容者会采取“冷静”策略——伺机合并次级适应、转化、殖民化、效忠收容团体，以获得让自己完好如初的最大机会。↑机构人员的世界机构人员所从事的是一种事人工作(people-work)：工作对象与产品是人，“人”可以被当做材料来应付。事人工作本身是在一种特别的道德气氛中进行的，机构人员拿来面对被收容者的，是由机构提倡的理性观点、一套解释的语言，能够解释全能机构里的一举一动。一旦被收容到全能机构中，机构的诠释框架（人性理论和工作框架）就会马上启动。机构人员所给予的特权和惩罚被框架在一套语言形式中，被收容者或较低级别的机构人员要把这些意识形态措辞翻译成特权系统的简单语言。中国的“思想改造”劳改营被认为是这种诠释过程的极致发挥，把囚犯过去平淡无奇的日常事件翻译为反革命行为的症状。然而机构也会通过一些制度化的实践方式，拉近机构人员和被收容者的距离，表现出一体性、团结感以及对机构的共同使命感。如内部刊物、年度派对、机构剧场、机构开放日、义演等。然而问题是，机构仪式（institutionalceremonies）能否真的能够造成机构人员和被收容者的团结？作者认为机构仪式是虚伪而单调的。从涂尔干式的分析来看，一个被危险地分隔为被收容者和机构人员的社会，可以透过这些仪式团结起来。在权威面前，用对方认可的方式来演出反叛，就是用共谋（conspiracy）来交换表达意见的权利。暂时搁置只具有戏剧性的性质，机构中的每一种社会安排，都似乎指向了机构人员和被收容者之间的深刻差异。本书原著出版于年，台湾译本出版于年2精神病患的精神经历(moralcareer)↑住院前病患阶段病人入院通常经过代理人与代理机构的回路(thecircuitofagentsandagencies)，这些因素共同参与了一个人从平民到病患状态的命运。代理人包括首要关系人(next-of-relation)；抱怨者(邻居、雇主等)；中介者(警察、精神科医师等专门人员)。在整个过程中病人会遭遇遗弃——背叛——苦涩的经历。背叛的两个面向：那些建议别人进精神病院的人，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清楚的图像，说明病人入院时会遭到怎样的打击；重要人物的人际回路像是一种背叛的漏斗（betrayalfunnel），每一个阶段都会让一个成年人的自由状态显著减少，最后在精神病院里几乎全部被剥夺。↑住院病患阶段病房体系(wardsystem)给被收容者提供了一个看待自己的方式。病人被分配到某个病房并不算是某种奖励或是惩罚，而是他社会功能整体层面的表现，也是他身为一个人的状态表现。病房体系告诉人们一个场所的物理事实可以如何被拿来形塑一个人对自我的看法。住院者的精神经历与许多种精神经历都有关。一个人会建立一个关于自己生命历程(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形象，通过选择、抽取与曲解，提供一个看待自己的方式。病患社群里整个角色的建构，同样建立在相互支撑的虚构故事上。精神病院的背景条件是更加阴谋诡诈的：显示出病人如何病态，以及为什么把他送进、医院是对的。如果找不出病态事实，就会在日志中贬损病人的陈述。精神病院所有阶层的人员，在处理这些素材时，都无法表现出医疗陈述和精神诊断所宣称的道德中立。“病房体系”实际上确保了精神病院内部相当程度的社会流动，特别是头一年。病患即使没有直接的体验，也能感受到社会的变迁。“自我”不是个人被赋予的特质，而是存在于施加在一个人和周遭之人的关系上的社会控制模式之中。3公共机构的地下生活——精神病院中的各种生存之道基本适应(primaryadjustments)：一个人在种种被要求的条件下配合地想组织贡献所被要求的活动，转化为一个合作者，变成一个“正常的”成员；被要求成为其准备成为的样子。次级适应(secondaryadjustments)：习惯性安排，透过这些安排，组织的成员运用了未经授权的手段，达到未经授权的目的，从而规避了组织所假定他应该从事或是得到的事物，也因此规避了组织。基本适应和次级适应是社会定义问题，在某个社会或时间里正常的适应方式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不再正当。即便是在同一时间、同一社会、同一类型的机构里，在基本适应和次级适应之间仍可能有某些显著的差别。组织往往不只是借由加强纪律来对付次级适应，同时也会选择性地让这些实践正当化，希望这样一来，虽然损失参与者某些应尽的义务，却能重新取得掌控与统治权。↑医院的地下生活利用体制(workingthesystem)是次级适应的材料来源。大多数利用体系的技巧，都和精神疾病没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在了解体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知识。利用体制最重要的方法，是取得可以操作的任务，被收容者会和相关机构人员暗示，他们是出于一些正当的动机才去追求这些任务。病人投入这些任务可以远离病房、摆脱上级的监控、摆脱病房所造成的身体不适。主要考量是这些任务可以提供多少接触高层机构人员的机会，以改善命运、得到较为安逸的生活条件。在每一个社会机构里，都会有一些正式的期待，也会有其对立面，发展出地下生活。全能机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当生命处境被大幅度压缩，我们可以知道人们怎么做，来充实自己的生活。次级适应不是某种偶然出现的防御机制，而是构成自我的基本要素；人会运用各种方法，在“自己”和“其他人假定自己应该认同的对象”之间保持一点距离，保有一些可以自处的空间；人是一个会采取立场的实体，会在“认同组织”和“反对组织”之间占据一个位置，只要受到一点压力，就随时可以改变参与组织的方向，以重新取得平衡。因此，自我是在对抗某种对象的过程中浮现的。4医疗模式与精神收容——一些关于修补式行业变迁的笔记修补式服务(tinkeringservicemodel)：客户会尊重服务者的技术能力，并相信对方会以符合伦理的方式使用这样的能力，同时表示感谢、付出酬金；服务者提供的是深奥且事实证明有效的技能，并且愿意由客户来安排处置这种技能；自发的慎重，让服务者对于客户的其他私事表现出纪律化的冷漠，甚至不关心客户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服务。专业人士面对的是客户，他们对他们服务的人保持某种独立性，并把这种独立性打造成严肃且受人尊敬的角色。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去修复、建立或修补某个复杂的物质系统，而该系统是客户的个人物品或私有财产。医疗版的修补式服务模式：将身体交给医疗服务者，让他以理性与经验的方式治疗我们的身体。当身体逐渐被确立为一种可被服务的个人所有物，这件事被视为世俗科学精神的胜利，但事实上，这个胜利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各种专业服务的原因与结果。应用于机构型精神病学的医疗版专业服务模式中，精神病院的监禁功能是使社区免于某些不当行为而带来的危险与妨害。精神病院只是整套机构网络中的一种，这整套网络都是被设计用来为各式各样的对社会造成麻烦的人士提供居住处所。机构内部的焦点在于给病人提供医疗取向的治疗，实质上不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而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长官与下属。精神科医师扩张的诊断权限和处方权限：可以任意修改病人的所有生活安排；诊断可能是医疗性质的，但是治疗却不是。病人的生活是根据一套规训体系来加以规范与安排，这套体系的建立，就是为了让一小群工作人员能够管理大量非自愿的被收容者。现行用来治疗功能性疾病的官方精神医疗，本身并无法提供够高的治愈成功率，因此无法轻易证明机构性的精神医疗实践是一种专业服务。

全能机构内部流通的信念：去维持受雇于这些机构的专业工作人员的自我概念，被收容者和较低级别的工作人员被卷入了一个大型的支持行动，其效果是确认了某种医疗般的服务正在这里进行，而且是由精神科的工作人员所提供。

精神病人的困境：反抗的恶性循环(不满或反抗被视为病情加重)、自我疏离的道德奴役(self-alienatingmoralservitude)(医院，必须表现出接受被赋予的位置和角色)反思与探讨

批判的声音(民族志的方法角度)：

1.缺乏对于被研究机构的系统描述：物理陈设、外观等传统的民族志会呈现出文化的全貌；

2.缺乏参与者看待世界的视角：戈夫曼的目标是发现在病人那里，世界是如何主观经历的；本文写的是健全的戈夫曼是如何被监禁在全能机构的；3.戈夫曼的民族志植根于社会组织与互动的理论概念之上，很少呈现其田野的笔记，“类民族志”式的写法。戈夫曼尝试将基于精神病院分析基础上的全能机构应用范围延伸到其他具有不同目的、进入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的全能机构中，但是他所分析的方法(一系列当下或历史的选择案例)只适合戈夫曼基于精神病院的分析模式中。因此，全能机构看起来是同质性的群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需要一个真正的模型，能够对全能机构的不同进行分类，看清他们内部运作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不同。读书会师生发言从微观来看，修补是病人个体和身体的分离，身体被物化而无法像平时一样使用；从整体来看，这些患者是正常人中出现问题的一部分，这些被损坏的部分被送去修补，成为一种物品。技术的作用：通讯技术可能会使全能机构的隔离作用名存实亡。但是技术也有可能打造虚拟的全能机构，只是这种机构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

普利策时代就有记者卧底精神病院，而s-s年代对于精神病院的书写达到了高潮。这和其背后的社会思潮息息相关：彼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涨时期，社会结构面临全方位转型；对于纳粹和极权社会的反思较为深刻，学者们担心民主国家也会沦为极权控制；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中的社会改革派开始反思过去划分和治疗精神病患的方式；监狱暴乱的频发也降低了全能机构的社会合法性。

专栏介绍海龙果读书会本专栏内容摘选自每周“海龙果读书会”的主讲内容与精彩观点。“海龙果读书会”始于年，由我部刘海龙老师主持发起，参与人员以新闻学院研究生为主。阅读书目多为新闻传播学类，也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等。本学期读书会定于每周四晚6点30分，地点仍为人大明德新闻楼室。欢迎热爱阅读的你来与我们碰撞思想火花，不限学校，不限专业，不限年级！（本期执编：兰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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