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旧案华东特案组之红色捕鸟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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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起命案年11月21日，华东特案组一日之内接连接受两桩重大使命，遂决定七名成员兵分两路，特案组长焦允俊率领侦查员孙慎言、谭弦负责寻访民国时期活跃于上海滩及周边地区的情报奇才“北湖先生”黄景君（见《啄木鸟》年第2、3期《华东特案组之失踪的专家》），指导员郝真儒与侦查员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位则负责执行另一桩使命。焦允俊一路经过三周多艰难曲折的工作，于12月14日圆满完成使命，经过两天休整后，又加入了由郝真儒主持的另一要案的侦查工作。郝真儒主持侦办的这桩案子，是从分别发生于苏州、上海的两起命案开始的——先说苏州那起命案。苏州阊门外有一条曾被曹雪芹写入《红楼梦》的江南名街——山塘街，这条七里长街的中段有一家“玉雨轩茶馆”。11月10日，本案受害人叶阿宝挎着一个内盛香烟火柴花生瓜子桂花糖之类货品的竹篮晃晃悠悠地来到“玉雨轩”。叶阿宝这年虚岁十八，苏州本地人，家住葑门外夏家浜路，是个无业混混儿，结交了一些跟他一路货色的小瘪三，小偷小摸，起哄滋事，在葑门一带小有名气，人皆称其“瘪三阿宝”。这天不知何故，阿宝像是换了个人似的，穿得干净利索，平时的油腔滑调也没有了，挎了个篮子做起了小生意。夏家浜路与山塘街一个在东南，一个在西北，是城区的两个对角，葑门那边的人没事不会来山塘街晃悠，否则冷不丁儿瞅见似乎一夜之间改邪归正自食其力的“瘪三阿宝”，一定会惊奇得瞠目结舌。阿宝先在茶馆楼下一副副座头之间穿梭，时不时驻步停留，向聊得正热闹的茶客推销自己的货品；不管别人是否购买，他都满脸堆笑，而且那笑容还比较灿烂，常人见之，怎么也不会察觉这是一个平生第一次从事这种营生的新手。半个多小时后，阿宝结束了在楼下的推销，顺着楼梯上到二楼。他没有料到，自己这副形象竟然落到了一个熟人眼里。如果说接下来的遭遇属于“祸从天降”一类，那么这个熟人毫无疑问就是阿宝头顶上方那小小的一片“天”了。三天前的晚上，东区“闻大祥布店”被盗，窃贼顺走了几匹上等布料。分局立案后，派员四下查访线索，其中有位名叫任志飞的刑警被分派到山塘街收集信息。无论任志飞还是叶阿宝，都没想到他们竟会在“玉雨轩”不期而遇。任志飞的家也在葑门，虽然不跟叶阿宝同住一条路，但作为一名刑警，他对这个“瘪三阿宝”的德性是很了解的。此刻，老任坐在茶馆二楼的一副座头上，可以一眼扫尽楼梯口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阿宝那张脸自然逃不过他的视线。老任登时暗吃一惊。阿宝平时总是一身破衣烂衫，比叫花子强不到哪里去，今天不但从头到脚都换上了至少八成新的衣服鞋帽，还挎着个竹篮子做起了小生意。他的本钱从何而来？若是其开香烛店的老爸赞助，那他完全可以在葑门就地做小生意，葑门的茶馆也很多，何必舍近求远跑到山塘街来？如此，老任就对阿宝产生了兴趣，打算悄然观察，看这小子意欲何为。不料，阿宝的眼睛也很尖，刚上二楼，一眼就认出了老任，倏地转身就要下楼。老任寻思，即便认识自己，也没必要见面就跑啊，难道这小子做了什么亏心事？别是跟布店盗案有关吧？当下大喝一声：“阿宝，给我站住！”接着，老任把阿宝带到山塘街派出所，借地方讯问。阿宝一脸无辜，说任叔您干吗抓我？我又没犯法！老任瞪眼，干吗抓你要问你自己了，你见我就逃是什么意思？老实交代，可以从宽处理。阿宝冲任志飞恭恭敬敬鞠了个躬，说任叔对不起，其实刚才我根本没认出你，还把你错看成以前的一个冤家。那人手段了得，我一个朋友前几天吃过他的亏，现在还在家里躺着呢，所以我得赶紧逃啊！没想到，让您老误会了……老任以前没跟阿宝打过交道，原以为不过一个小瘪三，没想到这等能说会道。他当然不相信这番说辞，继续追问，阿宝却缄口不语，一直折腾到晚上，也没能拿下阿宝的口供。这下，老任反倒被动了。但他有一种直觉，认为眼前这个家伙肯定有问题（不论是否与布店盗案有关），也许正在准备实施某种犯罪行为。想到这儿，老任有一种隐隐的担心：万一这小子涉及什么政治性案件，我一个留用刑警在分局以外的地方擅自讯问，领导都不知道，这不是犯了大忌吗？于是，任志飞立刻向分局刑侦队打电话报告了此事，刑侦队值班领导同意将叶阿宝押解回局。放在现今，派一辆车过来接人就是。可那个年代警务装备少得可怜，不可能派车，如果距离近就步行押解，远些的可以雇三轮车。山塘街到老任供职的东区分局要穿过大半个城区，只好雇三轮车了。用事后老任的说法是“合该倒霉”——先是因为天色已晚，找三轮车就花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上了三轮车，行至三元巷时，他觉得挨着自己坐着的阿宝忽然身躯一软，扭头一看，吓了一跳！这小子的脸色变了，嘴也歪了，淌着口水。老任情知不好，立医院，饶是一路急奔，医院也已经没救了。由于死因蹊跷，经报市公安局后，医院进行解剖检验，结论是死于药物引起的心脏麻痹，导致心跳衰竭。那么，死者生前服了什么药物呢？这个，法医没法儿当场作出判断，须对死者血液及胃内容物进行化学分析。而苏州这边不具备这种分析的条件，故须送上海进行检验。阿宝之死不能排除他杀可能，况且是在押解途中出的事，苏州市局对此非常重视，当即指派三名刑警进行调查。三刑警随即投入工作，一人负责清理死者的遗留物品；另二位则与任志飞进行谈话，了解相关情况。负责清理阿宝遗物的也是一名留用警察，姓石，四十挂零，因两条寻常不大见到的长腿，人称“长脚老石”。老石是交警改行做刑警的——他在马路上执勤时，曾多次识破伪装，抓获混迹人群之中的土匪强盗，数年下来名声大噪，太湖匪帮甚至放出风声要找他算账。他既有这方面的特长，就被调到了刑侦队。这一干，差不多也有十个年头儿了。苏州解放后，老石被留用，工作更是细致，三刑警的负责人小马分派他清理阿宝的遗物，也是看中了他的细心，指望他能有所发现。老石先清理阿宝的那个竹篮。在山塘街“玉雨轩”阿宝意欲逃跑时，这篮子被扔在地板上，里面的东西掉了一地，刑警老任让茶馆伙计把所有东西都捡回来了。现在，老石一样样查看，一样样登记，连花生、瓜子每样重量多少都一一称过记录下来。然后，查看空篮子，每条竹片的缝隙都不放过，还称了空篮的重量。遇到这等耐心细致的刑警，恐怕没有什么蛛丝马迹逃得过他那双法眼。果然，老石在检查阿宝的衣服时，对上衣和外裤口袋里的瓜子产生了兴趣。上衣的两个口袋里，右侧放着南瓜子，左侧放着葵花子；与之对称的外裤两个口袋里，也有南瓜子和葵花子。不同的是，上衣口袋里的瓜子比外裤口袋里的要多，前者有成人手掌抓一把的量，而后者却只有七八颗。这是什么意思呢？事后据老石说，他只敢想，不敢说——他跟老任的想法差不多，也是担心案子跟政治有涉，对于留用警员来说，自然是知晓得越少越好。不过，他还是把发现的这个细节向小马汇报了。小马对此也没啥说法，只是说去葑门那边走访看看。走访下来，并未获得什么线索。此时忽然接到上级通知，让三人参与追缉一名逃回苏州的惯匪，阿宝猝死之事就暂时被搁置起来了。苏州的这起命案令人匪夷所思，而发生在上海的那起命案，更是显得诡谲。死者名叫蒋翠玮，三十五岁，系仙乐斯舞厅的职业舞女。那一阵儿，舞厅歇业装修，自然不能营业，蒋翠玮干脆在家休息几天。她家住虹口区吴淞路，系其夫许骧轩之父传下来的一幢公寓小楼中的一套居所。该公寓楼一共有五层，每层三户，许蒋夫妇住在顶楼中间，比其他住户多一层阁楼，阁楼上方开了一个老虎窗。许骧轩原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职员，租界收回后，医院（医院）找到一份管理工作。许骧轩出身书香门第，本人是东吴大学肄业生，平时喜欢读书，结婚前从老父手里获得此处房产后，便把阁楼改成书房。蒋翠玮空闲时也喜欢上去坐坐，在老虎窗前喝着香茶，手捧《明星画报》、《时装杂志》或者流行小说，留声机里放着音乐，一派小资情调。11月13日下午五时许，许骧轩提前下班回来，喜滋滋告诉妻子，当年他在工部局卫生处上班时结交的英国朋友托马斯先生携妻来沪游览，下榻于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年改名为浦江饭店），今晚在饭店顶层孔雀厅请以前的华人同事吃饭，他和蒋翠玮是唯一被邀请出席的一对夫妇，其余受邀者都是单人出席。此行不单是叙旧，同时于当天抵沪的苏联海军交响乐团将在孔雀厅为大约五百名观众做彩排演出，机会难得。蒋翠玮自是大喜过望。礼查饭店是旧时上海滩接待高贵宾客的五大饭店之一，绝对是高大上的场所，而且还有苏联军方的专业乐团表演，尽管是彩排演出，但水准与正式演出无异，同样是一票难求，饭店门前聚集着不少等退票的人，其中不乏记者。更使蒋翠玮意想不到的是，晚餐结束她和丈夫下舞池跳舞时，竟然遇到了一位异国老友。此人名叫安德烈，目前的身份是苏联海军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的领队之一，中校军衔，二战时他是苏联情报机构派往上海的特工，经常去仙乐斯这类地方收集情报，故与蒋翠玮熟识。有一次，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仙乐斯进行搜查，多亏蒋翠玮相助，安德烈才得以安全脱身。此后安德烈再也没有露面。时隔多年，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能在这样的场合重逢，自然十分激动。安德烈先是邀请蒋翠玮跳舞，然后请蒋翠玮夫妇留下喝咖啡叙旧。以苏联人的习惯，说是喝咖啡，酒也是少不了的，而且是烈酒。这一折腾，待到蒋翠玮夫妇带着安德烈赠送的礼品回到吴淞路住所时，已是次日凌晨两点，夫妻二人赶紧休息。事先没有任何征兆，蒋翠玮躺到床上后，竟然就长眠不醒了！许骧轩虽然不是医生，但他长期医院工作，听过见过的猝死病例数不胜数，尽管极为悲伤，还是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他给管段派医院分别打电话，要求派员来家检查，接着通知家人和亲属。医院急诊医师差不多是同时抵达的，医师检查认定系隐匿性心脏病发作而殁，这种发作跟蒋翠玮昨晚大量饮酒、频频跳舞和兴奋过度有关。民警就将此作为医学结论，在出具的死亡证明上注明：“心脏病猝死”。医院工会和其妻生前供职的仙乐斯舞厅的帮助下，许骧轩与家人亲属一起操办了丧事。那时，沪上已经有较多市民在其家人去世后选择火葬（上海最早的正规火葬场始于年，是一家外资企业——日本法光株式会社焚尸场），但许骧轩还是选择了土葬，三天后把亡妻葬于浦东周浦镇外的许氏家族墓地。本来，这件事也就算结束了。蒋翠玮之死固然被医师认为是“隐匿性心脏病”，但其发病诱因跟“大量饮酒、频频跳舞、兴奋过度”有关，而之所以“大量饮酒、频频跳舞、兴奋过度”，那是因为死者遇到了苏联海军交响乐团领队之一安德烈。当时是把苏联称为“老大哥”的，官方传媒、坊间私议都是一边倒地大唱“中苏友好”赞歌，不允许出现一丁点儿异议，否则就是“反苏言论”，那是要受到追究的。如此，蒋翠玮之死就要尽量低调处理。医院，当时还是由医院（年由人民政府接管），但新政医院的人事、管理、经营方针进行适度的影响和控制。许骧轩受到工会干部的暗示，要求他迅速善后。为此，医院人事处申请了一周带薪假。许骧轩在整理妻子的遗留物品时，发现家里多出了一架美国制造的“将军牌”军用望远镜——属于美军剩余物资，抗战胜利后在中央商场有出售，价格也不贵。许骧轩的记性向来很好，但对这件东西根本没有印象，不管是他还是妻子，抑或老爸生前，从未购置过望远镜。望远镜是在阁楼老虎窗旁边书架摆放的书籍后面发现的，此刻，许骧轩站在老虎窗前，手里拿着望远镜，不由心中疑惑，这个东西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用的呢？纯粹是下意识的动作，也没调节焦距，他举起望远镜对着窗外一看，蓦地一惊！许宅系一幢五层公寓楼的顶层，加上阁楼，就相当于六层了，这在当时的虹口区吴淞路一带算是“高层建筑”，当地坊间以“六层楼”作为该楼的别名。站在六层楼上，自然是居高临下，一览无余。那么，许骧轩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正对着老虎窗方向的海南路10号的大门。海南路与吴淞路平行，相隔数十米。上海解放次日，即年5月28日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部机关就设于海南路10号。通过望远镜这么一看，警备司令部大门口的景象倏地一下子拉到近前，清晰得就仿佛触手可及。那块竖立在岗亭旁边、上写“军事禁地请勿停留”的白底红字警示木牌自不待言，就连进进出出的军人的脸孔、汽车摩托车的牌照号都一目了然。许骧轩暗忖，蒋翠玮那几天休息在家，老是在阁楼待着“看书晒太阳喝茶”，莫不是在搞监视？继而他又想起，11月13日那天下午，两人去礼查饭店参加宴请，途中经过邮局，妻子曾让出租车停了片刻，下车往邮局门口的邮筒里投了一封信函。难道这封信是向安排她干这活儿的人传递监视情况的？那不就是刺探军事情报吗？蒋翠玮难道是敌特分子？如果真是这样，她的猝死也是有疑问的！这样想着，许骧轩坐不住了，立刻带上望远镜，出门叫了辆三轮车，直奔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二、白色药片上海市公安局对许骧轩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视，即由技术员从许骧轩带去的望远镜上提取指纹，与夫妻俩的指纹进行比对，同时政保处派员前往许宅，使用同一架望远镜对海南路10号进行观察，确认可以非常清晰地观察到相关情景。这类观察（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时段）收集到的情况，如果交由敌特情报专家进行分析研判，无疑可以从中获取重要信息！当然，仅凭这架望远镜，尚不能断定蒋翠玮是在为敌特收集军事情报，也可能只不过是闲极无聊，待在老虎窗前喝喝茶、翻翻书报，顺便用望远镜看看远处的景致。不过，在接下来的搜查中，侦查员又发现了一个连许骧轩也无法解释的情况——两个分别装着大小两种白色药片的深褐色玻璃小瓶，瓶子外面没贴任何标签，药片上也没有压制上的使服用者易于分辨的英文缩写字母之类。看见这两个药瓶，许骧轩的惊讶程度甚至超过侦查员。他说其妻生前身体健康，且一向注意保养，平时连伤风咳嗽都少有，其在仙乐斯上班多年的出勤记录就是证明（舞女如有伤风咳嗽等症状是不能上班的，以免传染给舞客，影响舞厅声誉）。偶尔有点儿小毛病，也不看医生，由医院配点儿药回来就是了。因此，蒋翠玮的医学知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但凡有什么不适，肯定要告诉丈夫，让丈夫帮医院配药。可这次却是例外，许骧轩根本不知道这两瓶药的来路。之前他还心存侥幸，觉得也许是自己神经过敏，指望公安局调查下来排除妻子的敌特嫌疑，现在看来，十有八九是真的了。接下来，就要对这两种不明来路的可疑药片进行鉴定了。当时公安机关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条件，只医院、医院、医院这医院进行鉴定。医院的鉴定结果一致，认定白色小药片是一种影响心脏功能的毒药，成年人服下后毒性在二十四小时内发作，导致心脏停跳；那种大的白色药片则是解药，但与通常人们理解的解药有所不同，实际上，那是一种紧急治疗前述症状的特效药（就好比硝酸甘油对于心脏病患者的作用一样），但并不能中和毒性。两个药瓶中盛放着不同数量的药片（小药片三粒，大药片四粒），侦查员由此推断蒋翠玮猝死的大致原因：她在接受敌特方面下达的使命时，拿到了这两种药片，当然人家不会告诉她这是毒药，而是会编造一些理由，比如你整天用望远镜进行观察，容易产生视觉疲劳，给你这两种特制药片，上午服小的，晚上服大的，对于保护眼睛非常有效。蒋翠玮听信了这种忽悠，一连多日都是按照早一粒晚一粒的规律服药，所以一切正常。11月13日早上她服用了小药片，傍晚跟着丈夫去礼查饭店赴宴，又是欣赏苏联海军交响乐团的彩排，又是与故人相遇，喝酒跳舞，回到家都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了，肯定是疲惫不堪，那就赶紧休息吧，结果忘记了准时服用大药片的“医嘱”，终于酿成大祸。为了证实上述推断，侦查员认为有必要对已经下葬的蒋翠玮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上海市公安局三名最有经验的资深法医组成法医小组，与侦查员连夜赶到浦东周浦镇许氏家族墓地，从坟墓内起出棺材，对蒋翠玮的遗体进行解剖。两天后，法医小组得出结论：蒋翠玮确系服了那种白色小药片导致心脏停跳猝死。按照规定，此类刺探军事情报的特务活动该由军方负责侦查，上海市公安局随即把该案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社会部。就在这时，华东局社会部的情报部门汇总华东地区各省市公安局报送的案件材料，发现了苏州市那起叶阿宝猝死案，情报专家马上把此案跟蒋翠玮猝死案联系起来。华东局社会部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区部队即属三野九兵团）商议后决定，上海、苏州的这两起命案由华东特案组负责侦查。11月21日上午，特案组领导马处长驱车赶到虹桥路特案组驻地，下达了侦查沪苏两起命案的任务。特案组长焦允俊与支书兼副组长郝真儒、支委支富德商量后，当即举行全组会议，向其余四名侦查员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谭弦传达马处长交办的案件情况，要求大伙儿先梳理工作思路，待下午召开案情分析会时再进行详细讨论。哪知，下午七名侦查员刚聚集起来准备开会，马处长再次驱车而至，下达了另一桩任务，紧急寻访一位化名“北湖先生”的情报专家。于是，特案组兵分两路，分别承担一项任务。三周后，执行寻访情报专家使命的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圆满完成任务归建，与郝真儒四人合力侦办沪苏两命间谍案。在驻地见面后，郝真儒跟焦允俊紧紧握手：“老焦还真被你说着了，果然是你们三个先完成使命，算你们厉害，我认输了！”焦允俊嬉皮笑脸连连作揖：“老兄谬赞，我们兄弟几个运气好而已，相当于捡了个漏儿吧。”郝真儒没想到一别二十余天，这位焦组长依旧一身江湖习气，张口闭口称兄道弟，不禁摇头：“你这个同志，唉，叫我怎么说呢……”焦允俊担心他又上纲上线，赶紧转移话题：“不知道怎么说就别说了，还是言归正传谈工作吧。”于是全组侦查员都集中到会议室。焦允俊变戏法似的手上倏地多出了一条香烟，利索地拆开，往每人面前扔了一包，嘴里念念有词：“常言道，无人不抽哈德门……”这是民国时期“哈德门”生产商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语。正好郝真儒捧着厚厚一沓牛皮纸卷宗袋进门，闻之便冲焦允俊瞪眼，正想说什么，忽然又对香烟的来路产生了疑问。这时，焦允俊把一包香烟扔到他面前，郝真儒说：“我不抽烟你是知道的，对了，你这烟是从哪里弄来的？公款可不能乱用，这要出大问题的……”焦允俊不以为然：“俺老焦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当然不敢乱花公款，你放心，这烟是马头儿……”说到这儿，突然见郝真儒皱起眉头，担心他批评自己给领导起绰号，连忙改口，“是我们那摊子结案报告的时候马处长犒劳的，不敢独吞，有福同享……哦，全组共产嘛。”说着，又冲谭弦示意，旁边的谭弦立刻递过一个上面印着英文的马口铁盒子，“老郝，这是给你的。”郝真儒早年从事地下工作，曾打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做过数年内勤，通晓英语，当下只朝盒子瞥了一眼，就认出是鱼肝油。这在当时算是比较珍贵的补品，价格不菲。郝真儒疑惑地打量着焦允俊，那意思很明白：这东西是哪里搞到的？别是办案过程中顺的吧？焦允俊解释说：“这是马处长让捎给你的。汇报的时候我跟马处长说了，老郝肺弱，不抽烟还动不动就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这条烟就没老郝的份儿了。领导体恤下情，就拿出了这盒玩意儿让我捎给你，说鱼肝油养肺，让你根据说明按时服用，如果效果好，他就再给你弄点儿。”郝真儒说这就是搞特殊化了，老焦你以后不要在领导面前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会分散领导的精力，影响工作。焦允俊嘿嘿一笑：“老郝，你这话就有问题了，听着好像有点儿自夸的意思。你是特案组的领导，平时那么体恤下属，没见影响了什么工作嘛，难道马处长……”他适时咬住了舌头。这一番胡搅蛮缠，已把郝真儒弄得头晕脑涨，不由一脸苦笑：“我这是自己作死，又被你绕进去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说案子，老支同志，你先把咱们这段日子的工作情况向焦组长作个汇报。”接受使命后，郝真儒这一路四位侦查员一分为二：郝真儒、沙懋麟负责调查上海这边的蒋翠玮猝死案，支富德、张宝贤即赴苏州调查叶阿宝猝死案。先说郝真儒、沙懋麟的调查情况。之前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侦查员在处置蒋翠玮猝死案时一直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就说对蒋翠玮住所的勘查吧，因为那里是死亡现场，所以特别予以重视。阁楼里的零碎东西很多，当时不可能一一仔细查看，他们干脆给许骧轩出具了一纸收条，把现场物品密封后装车运走。原准备接着就进行检查或者转交军方，这时组织上决定把该案连同苏州发生的叶阿宝猝死案交由华东特案组串案并侦，所以就把拉来的那些物品全部移交给特案组了。郝、沙两人接手后，首先去查看了吴淞路许蒋夫妇的住所，拍摄了照片，并对该房屋的内部进行了测绘，画了草图。返回虹桥路驻地，应郝真儒的要求从华东局社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临时调来的七名精干侦查员已经到位。郝真儒要求他们做的第一桩活儿，是把刚刚接收的从许蒋夫妇住所阁楼搬来的物品清点造册，并一一进行检查，具体由特案组侦查员沙懋麟负责。郝真儒也没闲着，在办公室里对着草图仔细研究。沙懋麟领着一干侦查员清点物品，对其中的那些书报尤其注意，不但一页页翻看，还把书中夹着的书签、画片、用过的戏票、商铺年节散发的促销券等集中起来，涂上显影药水一一仔细查过，均无异常。这也在郝真儒意料之中。刚才他研究草图时，已经考虑过下一步该如何做，于是叫上沙懋麟去会议室，把阁楼草图和之前市局政保侦查员拍摄的现场照片放在桌上，两人设身处地，想象自己就是蒋翠玮，正在老虎窗前拿着望远镜窥测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口的动静。那么，蒋翠玮或者说蒋背后的指使者究竟对什么情况感兴趣呢？根据市局政保侦查员的先期调查，可以确定蒋翠玮并非职业特工，只是被人看中后用手段（多半是收买，也有可能是胁迫）使其愿意替敌特效力。因此，她不具备正规特工的基本素质，比如敏锐的观察力和过目不忘的记性。敌特方面应该是看中了其居所有利的地理位置，尽管让她干特工活儿有点儿赶鸭子上架，那也只有凑合了。当然还得临时训练一下——蒋小姐你的活儿是观察目标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员和车辆情况，人员要注意是穿军官制服的还是士兵制服的，年龄多大，单个还是多个，多个的话是一起来的还是正好在门口遇上的，还要注意分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级还是上下级，等等；观察车辆也有说法，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汽车，挂什么牌照，副驾位置坐的人穿什么制服，随行的是否还有其他车辆包括摩托车，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要看清楚每辆车进门后是朝哪个方向开的（情报人员可以据此判断该车停在哪个区域，以及车内乘客的级别），等等。当然，这些东西光靠脑子是记不住的，可能前脚看后脚就忘了，这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记录下来，每天傍晚把记下的东西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贵府附近随便哪一个邮筒就是了。分析到此，两人对视一眼，郝真儒说看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沙懋麟点头，说市局移交给我们的物品中那些没有使用过的邮票和空白信封信纸就是给蒋翠玮传递情报用的，信纸已经用了小半刀了，上面并没有留下写过字的印记，说明死者是把信纸撕下来写的。那么，她是用什么书写工具写的呢？沙懋麟拿过一张阁楼书桌的照片，书桌上有个笔筒，笔筒里有蘸水笔、铅笔和圆珠笔（当时适于书写的圆珠笔刚刚投放欧美市场，在中国还是不多见的）。郝真儒马上反应过来——蘸水笔需要边写边蘸墨水，不方便，一不留心还会把墨水洒在纸上；铅笔容易断，而且越写笔尖越钝，需要经常削铅笔；毫无疑问，圆珠笔是最合适的。为了书写方便，在单张信纸上记录的时候一般需要用些东西垫着，沙懋麟想起刚才清点物品时见过的一本香港时装杂志，当即找出来，用高倍放大镜检查，立刻发现封面封底均有被作为垫板书写后留下的痕迹。仔细辨认，可以看出其中有的文字确实与之前的推测相符。这个发现最终确认蒋翠玮之死的确与敌特案件有关。据此，郝真儒、沙懋麟对蒋翠玮的猝死原因作出合理推断——敌特方知道蒋翠玮这种角色并不牢靠，尽管可能事先对其进行过简单的“反侦讯训练”，并有类似“一旦被捕会有国际交涉予以营救，无论如何要坚持住”之类的忽悠，蒋或许也相信了这种忽悠，可万一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她被公安拿下，死撑个一天两天之后还不见所谓的“营救”，心理防线很快就会崩溃。因此，敌特方事先以“保护视神经”之类的说法诱骗其服毒药，如果平安无事，傍晚会服一粒解药。如果蒋翠玮被捕，肯定就没法儿服用解药了，她就会在当晚因毒性发作猝死。苏州的叶阿宝也有疑似收集情报的行为（口袋里不同数量的瓜子可能是用来记录情报的一种简易方式），他在被押解去分局的途中猝然死亡，看来也是服过类似毒药了。郝真儒立刻让沙懋麟起草了一份密码电报，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发往苏南行署公安局黄赤波局长，要求转交已经前往苏州调查叶阿宝案的支富德、张宝贤二同志，让他们在调查中注意上述情况。之后，郝、沙经过一番分析研究，定下了蒋翠玮案件的调查切入点——那本最新一期的时装杂志是何人交给她的？三、神秘女人之所以要了解这本时装杂志的来路，是因为该杂志是香港出版的，而且是11月最新出版的一期。香港出版的报刊，内地没有公开发行，如果在内地见到这类报刊，那只能是从香港弄来的。这种“弄”，倒不一定属于违法——从香港赴内地过海关时，旅客可以携带报刊，不过通关时需经检查，凡是涉及政治的一律扣下，文艺类生活类就予以放行。这本时装杂志属于生活类，可以带入内地。但是，蒋翠玮是怎么得到这本杂志的呢？是谁带给她的？带给她这本杂志的人是否还“顺便”带来了刺探军事情报的指令，以及将其置于死地的白色药片？郝真儒、沙懋麟认为有必要查一查。调查工作分三路同时进行：一路向蒋翠玮的丈夫许骧轩了解情况；另一路走访许蒋夫妇的四邻八舍，了解最近是否有陌生人到访（如果是在许骧轩上班时间到访，那许是不知道的）；第三路向蒋翠玮在仙乐斯舞厅的同事调查，了解蒋翠玮生前与舞客的交往情况，注意是否有交往得比较深的朋友。三路调查很快有了结果——第一路侦查员直接找许骧轩进行调查。许告诉侦查员，当初他与蒋翠玮恋爱时，蒋翠玮跟他有过约定，由于蒋的职业关系，她会有一些异性朋友交往，希望许不要介意，当然她会严格掌握交往尺度，以不越轨为原则。许骧轩自然清楚，这是舞女职业不可避免的。舞女的基本收入就是舞票，必须跟舞客特别是经常光顾舞厅的那些舞客保持良好关系。这种关系当然不能只靠在一起跳舞时维持，舞客请舞女吃夜宵、看电影、喝咖啡，或者送礼物，小到时装鞋帽，大的说来就要吓煞人了，金银首饰甚至轿车洋房都有——当然，那就得接受对方的非分要求了。许骧轩既然愿意跟身为舞女的蒋翠玮谈恋爱，自是经过考虑的，蒋翠玮这么一说，他也就点了头。婚后，许骧轩遵守诺言，对妻子的社交情况一概不闻不问，也不会注意家里多了或者少了什么东西。至于阁楼书房，平时他也只是在礼拜天休息时去坐坐，喝杯茶，晒晒太阳，看看书，听听收音机。最近仙乐斯装修停业，妻子占据了阁楼，他干脆就不上去了。侦查员问他是否留意到家里多了一册香港最新出版的时装杂志，他只有摇头。第二路侦查员走访蒋的邻居。大概是女主人的职业容易受人鄙视之故，她平时不大跟邻居搭讪，邻里间相遇，最多点个头。据邻居反映，她家平时很少有客人光顾，只有过年时，偶尔会有大人小孩儿来做客，从来人跟许蒋夫妇的称谓判断，应该是他们的亲属。侦查员认为这也符合舞女的职业特点，舞女最怕家址被人知晓，万一碰上个死缠烂打的舞客，那就麻烦了。那么，最近是否有人来访？有没有送给蒋翠玮什么东西，比如报刊之类？据公寓楼底层的一位住户说，大约一周前，看见蒋翠玮和一个三十岁左右、打扮得很时髦的女子同坐一辆三轮车从外面返回，三轮车在门前停下，两人下车。但那时髦女子并未上楼，说蒋姐那就这样吧，我不上去打扰了，回头咱们再联系。蒋翠玮大概是说了一句英语，邻居听不懂是什么意思。接着两人互道拜拜，蒋翠玮刚转身，那时髦女子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了声“等等”，回身从放在三轮车里的一个编织提兜里抽出一本五颜六色的杂志递给蒋翠玮，说是新出版的，你可能喜欢看。蒋翠玮接过来只一瞥，脸上便露出欣喜的神色，说太好了，油妹谢谢侬哦！这个被称为“油妹”的女子于是就受到了侦查员的牵挂。她是何许人呢？第二路侦查员毫无头绪的时候，不曾料到，第三路侦查员竟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油妹”的情况。第三路调查比第一、二路来得繁琐，耗费的时间也比较多。第一路只调查许骧轩一个，第二路走访的四邻八舍也不过十多位，而第三路的调查对象包括仙乐斯舞厅的老板、账房、管场、杂役、舞女、乐队，加起来有好几十号人。况且此时正是停业期，主要调查对象舞女、乐队等都回家休息去了，其中一部分不像蒋翠玮那样肯好好待在家里，还要去其他舞厅赶场挣点儿零花钱。因此，尽管这一路派的侦查员最多，还是用了两天多时间才完成任务。他们向郝真儒汇报时，送上了一份自抗战爆发那一年（也即蒋翠玮开始舞女生涯的那一年）直到现在的仙乐斯从业舞女的名单，当然，其中不少人已经离开，或者转到其他舞场，或者改行，或者干脆杳无音讯了。郝真儒把名单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问：“有件事不知你们打听过没有——仙乐斯的舞女互相之间是怎么称呼的？”华东局社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派给特案组的“临时工”都是高素质侦查员，调查时通常都能把方方面面的情况考虑到位，在这个看来不起眼的细节问题上也是这样，他们马上回答，舞女之间互称姐妹，前面冠以姓氏，比如姓王就称王姐或者王妹，姓李就称李姐或者李妹。郝真儒嘘了一口气：“这就是了！”他指着名单上的一个名字，“你们着重介绍一下这个叫尤信子的舞女的情况。”之前邻居反映那本时装杂志是一个被蒋翠玮称为“油妹”的时髦女子送的。既然那时髦女子称蒋翠玮“蒋姐”，那蒋称其“油妹”肯定是因为她姓“油”了。当然，百家姓中并无油这个姓，但与“油”同音的“游”和“尤”应该靠谱。此刻，郝真儒在仙乐斯舞女名单中看到了“尤信子”三个字，立刻联想到了那个“油妹”。对名单上每个尚在本地的舞女，只要能找到的，侦查员都一一询问过，而这个尤信子则属于找不到的，只有向舞厅老板和其他舞女打听。舞厅老板对这个尤信子印象很深，就跟侦查员详细说了说她的情况——屈指算来，尤信子今年应该有三十一岁了。其母何凤英，系民国前期上海四马路一带小有名气的妓女。何氏之母管氏早年在苏州一朱姓人家帮佣，与在海外留学回乡度假的朱大少爷私通有了身孕，主人家为遮丑，给了管氏一笔钱，将其送到上海滩一老友家做娘姨，不久就生下了何凤英。何凤英后来做了妓女，结识了日本商人桥本，还怀上了桥本的孩子。桥本为其赎身，说是要回横滨老家禀告父母，然后就跟她结婚。可是，桥本这一去就没再回来。何凤英寻思是被桥本抛弃了，一怒之下，带上积蓄，挺着八个月的肚子奔了汇山码头。也不知何氏施展了什么手段，竟让她混上了一艘日本货轮，成功偷渡。千辛万苦到了横滨，才知道桥本并不是打算甩了她，而是遭遇车祸住了院。可是，桥本有妻室，即使两人生活在一起，何凤英也没有名分。桥本找了个变通的法子，他在上海有洋行，等他养好伤，何凤英也生下了一个女儿，他就带着妻女重返上海滩。女儿算是日本国国民，桥本给起了个名字叫桥本有信子。有信子在上海读书，每年暑假则去日本横滨。有日本老爸的家财支撑，有信子过着一份相当滋润的生活。可是，到她初中毕业前夕，她的好日子过到头了，先是其母何凤英急病身亡，紧接着桥本突然失踪了。那年正值抗战爆发，11月上海华界沦陷后，日本军方突然来人宣布收回桥本经营的那家洋行，将有信子扫地出门。有信子不知是怎么回事，四处奔走打听，找的当然都是桥本的日本籍老友，最后方才得知真相：其父桥本是商人不假，但他同时还有着另一个身份——日本陆军省“鹰机关”的情报特务。几个月前，他接受使命去香港，不慎丢失了一份重要情报。这份情报落到了美国人手里，据说给日本方面造成了很大损失。于是，桥本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怎么判的没人知道，反正从此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他在上海经营的洋行是由日本军方投资的，所以就被收回了。有信子没了生活来源，甚至连住所都没有。好在她有日本人身份，日语也说得蛮好，又有以前桥本在沪经商时结交的那些日本老友相助，找份洋行职员的工作还不难。她先是在虹口一带的日本洋行打工，然后突然失踪了一段时间。再次出现在上海滩时，不知怎么做了舞女，还把名字改成了尤信子，先后在几家中小舞厅陪舞，一年后进了仙乐斯。尤信子其实并无舞蹈天赋，身材也一般，两条腿细细观察还有点儿罗圈，但她的相貌绝对是得到了母亲的遗传，称得上“妖艳”，加上一口时不时夹杂着英语、日语的沪语，对舞客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仙乐斯的舞女如果排个座次的话，她和蒋翠玮差不多，都能挤进二流，混口饭吃不难。目前仙乐斯的这位经理是三年前来的，他告诉侦查员，听舞厅的老人说，前任经理曾有过要把尤信子捧为当红舞女的念头。干这一行的这方面轻车熟路，只要拉拢媒体记者、帮会人士，再在舞票数量上做点儿手脚就行。可是，前任经理跟尤信子一谈，对方竟婉拒了。直到离开仙乐斯，前任经理也没弄明白个中缘故。抗战胜利后，尤信子仍在仙乐斯做舞女。国民党方面遣返日侨时，不知是谁给社会局和军方打电话检举尤信子是日本国籍，属于遣返对象。社会局和军方分别派员前往仙乐斯了解情况，还找尤信子当面询问。据说尤信子当场出示了一纸由上海市警察局出具的允许其把原日本国籍改为中国国籍的证明文书，说她早在年就已是中国国籍了。军方无意纠缠，就此放过，但社会局的那个小官员却另有脑筋，说年时的上海市警察局系汪精卫汉奸政府的伪警察局，签批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尤信子也不含糊，说那我们就法院见吧，遂请了律师与社会局打官司。但这场官司并没有正式开打，法院受理后的第三天，社会局就认可了那纸证明，承认尤信子拥有中国国籍，要求她撤诉。这件事就这样偃旗息鼓了。之后没多久，尤信子突然离开了仙乐斯，再没露过面。仙乐斯的舞女们都不清楚这位尤小姐去哪里高就了，渐渐，也就没人想起她了。郝真儒和沙懋麟对上述情况反复分析，认为这个尤信子比较可疑，决定对其进行调查。于是，侦查员全体出动再赴仙乐斯，把舞女等全体供职人员召集起来一一了解，竟然没人知道她的去向，更没人知道她住在哪里。以往遇到这种情况，侦查员会进行启发式询问，比如请大家回忆，尤信子是否偶尔提起过自己住处附近的地理环境或标志性建筑，哪怕是饭馆、菜场、商铺之类，但这次却没有奏效，众人的记忆依然是白板一块！这样一来，尤信子的嫌疑就更重了。试想，日常生活中谁在与同事嘻嘻哈哈闲聊时没顺口说到过自家的琐碎事儿？尤其是舞厅这种地方，女性扎堆儿，喜欢叽叽喳喳，如果有人不参与这种叽叽喳喳，很容易引起别人侧目，那就会给人留下清高或孤傲的印象。可是在众舞女的记忆中，尤信子并不是这样的人，而且跟谁处得好像都不错。既不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又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在舞厅这种环境里居然能够不显山不露水地做到这一点，那肯定不是一般人。郝真儒、沙懋麟都是受过专业训练且实践经验丰富的情报工作者，他们深知，像尤信子这样的表现，正是一个合格的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因此，他们怀疑尤信子是一个接受过特殊训练的情报特务。特案组接下来的任务是要找到尤信子的落脚点。尽管舞厅方面没人知道她住在哪里，但郝真儒、沙懋麟还是想到了一个简单并且比较靠谱的法子：不是说抗战胜利后尤信子曾为自己的国籍跟国民党政府社会局打过官司吗？那就行了，去翻翻法院的旧档案吧。原告也好、被告也好，必须有固定住址，否则法院不受理。虽然不能保证尤信子现在还住在那个地址，但那毕竟是一个线头，在优秀侦查员面前，只要有线头，也就有了希望。果然，派出去的侦查员很快就在法院旧档案中查到了尤信子当初的地址，找到管段派出所一了解，尤信子确实在那里住过，但去年年底搬走了，把户口也迁走了。迁往哪里却不清楚，她说先把迁移证放在身边，待有了固定落脚点再去当地派出所办手续。这在以前是一种符合规定的做法，这种户口叫“袋袋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的户口。不过，侦查员也没有空手而归，派出所还提供了一个信息：听说这个女人在苏州葑门有亲戚，好像是姨妈什么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太婆。前年听来报户口的尤信子的邻居说，上海解放前那小老太婆曾到尤信子家里住过两天，带来了一些苏州土特产，都分给邻居了。这个情况汇报到郝真儒那里，他顿时一个激灵：葑门？苏州那个猝死的叶阿宝不就住在葑门吗？看来这案子有奔头啊！郝、沙当即率临时借调来的七名侦查员赴苏州，会同已经在那里开展调查的支富德、张宝贤一并查摸尤信子这条线索。

四、擦肩而过再说侦查员支富德、张宝贤这一头。叶阿宝的猝死之所以被认为与上海蒋翠玮猝死案有关联，一是两人相似的死法，二是叶死后民警发现其几个衣裤口袋里分别装着不同数量的南瓜子、葵花子——这对于从事过军事侦察或特案侦查的我方分析人员来说，就有收集情报之嫌了。在实践中，这种方式简单有效，只要脑子正常的人都可以做到。抗战时期不识字的游击队员被派往敌据点侦察时，对于据点内有多少日寇、多少伪军、多少机枪、多少步枪，就是用类似方式进行记录的。因此，苏州警方怀疑叶阿宝可能是受敌特分子指派，去茶馆探听茶客对时事、政策的议论，作为情报研判时的参考。在对“情报”的认识上，专业人士与寻常百姓大相径庭。比如，执政者颁布一项政策，敌方欲了解社会各阶层对该政策的真实想法，就不会把由执政者控制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作为判断依据。于是，撬窃街头邮政信箱内的信件、收集公共场所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议论就是一种重要手段。甚至到“文革”时，潜入内地的敌特分子还是采用深夜撬窃街头邮筒的方式收集知青政策、政治形势等情报。特案组认为叶阿宝此举就是这个目的，瓜子的品种、数量不同，那是为区别不同的话题。支富德、张宝贤抵达苏州后，先去苏州市公安局向当初负责押送叶阿宝的民警任志飞及清点叶遗物的“长脚老石”当面了解情况，然后带着苏州市局协助调查的五名政保便衣前往山塘街“玉雨轩茶馆”查看现场，分别询问了老板、伙计，都说以前从未见过叶阿宝这么一个小贩来该茶楼叫卖。叶阿宝在茶楼进行了哪些活动呢？这个，茶楼的东伙都说不上来，他们只顾做生意，哪会留意一个不起眼的小贩？那么，茶客们当时都谈了些什么话题呢？支富德、张宝贤把事发当天在“玉雨轩”喝茶的那班茶客召拢起来了解情况。据一众茶客回忆，那天大伙儿热议的话题主要有四个：一是人民政府对落网的反动派的清算力度不算大，像是有过于宽大的倾向；二是解放军几时解放台湾；三是解放后的物价一度涨得厉害，而且物资供应紧张；四是对最近上海市及苏南地区诸城市将苏北流民遣返回乡有不同看法。如此，正符合了叶阿宝四个衣裤袋里分别装有不同瓜子的情形——估计他是以所放瓜子的多少来代表议论各话题的茶客人数，以便事后向派其前来刺探情报的敌特分子报告。当然，叶阿宝也好，那个在背后操纵的敌特分子也好，事先并不知道茶客会聊什么，敌特分子只好罗列出几个可能会谈及的话题，关照叶阿宝如果茶客们闲聊的内容与此有关，那就用在不同衣袋里放不同瓜子的方式进行统计。之前，苏州警方已派员去叶阿宝家搜查过，没有发现任何与敌特活动相关的可疑物品。支富德、张宝贤不放心，在苏州市公安局五名“外援”的协助下，重新进行了一次搜查。这次搜查持续了四个多小时，还是一无所获。失望之下，支富德刚准备招呼大家打道回府，张宝贤突然指着客堂正中迎门墙上贴着的那张“利市仙官”年画，问大伙儿是否检查过这张画的后面。一干侦查员都是摇头，老支立刻和张宝贤上前查看，发现这张年画贴得有点儿古怪，上边和左右两边都涂了糨糊，下边却没有。整张年画看似贴得平整，但如若从下边缝隙塞进一张小纸条什么的，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侦查员从叶阿宝之母平时放针头线脑、纽扣碎布的小竹篓里找了一根缝棉被的长针，沿着年画下边的空隙轻轻划拉，果然划拉出一根棉纱线头，捏住了往下轻抽，扯出了一张拆开的香烟盒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着一些蝇头小字。细看，竟是收集情报的提纲，除了已经了解到的“玉雨轩”那些茶客聊天的话题，还有其他一些，比如“对蒋总统的看法”、“对美国的看法”、“对苏联的议论”、“对报纸和电台广播节目的感受”、“对戏子翻身的看法”、“对是否取缔妓院的看法”，等等，林林总总一共有十五条。这个发现使那五名原本已经觉得筋疲力尽的“外援”深受鼓舞，主动向支富德请示，要求重新搜查。于是从头来过。真所谓工夫不负有心人，侦查员在叶阿宝祖母放药瓶的硬纸盒里发现了大小两种白色药片，与上海蒋翠玮命案现场发现的药片相同！叶阿宝的祖母盛氏七十四岁，心脏、血压、内分泌等方面都有问题，每天要服好几种西药。老太太是个文盲，其子即叶阿宝的老爸、香烛店叶老板就把同类药片分开盛装于多个药瓶里，瓶盖上贴了白纸，上面用毛笔画上三种符号——小半个升出地平线的太阳、带光芒的整个儿太阳、一个月牙，用来作早中晚三个时段的表示，后面标以黑点代表应该服几粒药片，以便老太太一眼就可以识别，什么时段服什么药、服几片。刚才搜查时，侦查员对已经打开的药瓶里面的药片看得很仔细，但对那些也放在这个纸盒里的还没有打开过的药瓶不曾多加留意，只是拧开瓶盖查看软木塞上的蜡封是否完整。检查下来，封口都完好无损，所以想当然地认为是厂家原包装的产品。支富德也查看过这些药瓶，同样是以是否开过封作为检查标准的。此刻，他换了一种思路，想看看那几个没有开过封的药瓶是否有什么异样。当时用来装西药的药瓶都是玻璃瓶，出于避光的考虑，多以深褐色玻璃制作，即使把药瓶凑近了观察，也不大看得清里面装的药片是什么样子。好在特案组侦查员配备了几样寻常侦查员没有的舶来品装备，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制造的专供特殊用途的笔式强光手电筒。支富德按亮手电，把一个个药瓶拿起来仔细查看，为了看得更清楚，一边看还一边摇晃药瓶。这一摇晃，终于发现了问题。检查到第四个药瓶时，支富德注意到瓶子的下半部像是涂过一层似蜡又似糨糊样的东西，随手一摇，瓶底突然脱落，里面的药片哗啦啦撒落下来，都掉在纸盒里。支富德一个激灵，定睛细看瓶底的断口，齐崭崭的竟似极其锋利的刀子一刀斩断似的。特案组侦查员见多识广，当下支高德跟张宝贤交换了一个眼色，显然玻璃瓶被人做了手脚，用“线状高温加热后瞬间冷却”的方式使瓶底崩落，再用黏合剂把断口粘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就要看掉落在纸盒里的药片是怎么回事了。检查下来，情况跟上海蒋翠玮命案相同，在那些用于降血压的浅绿色药片里，混杂着几粒白色药片，四粒小的，五粒大的。询问叶氏家人，谁也不知道年画后和药瓶里的秘密，只知道最近两天叶阿宝不像平时那样要在外面混到下半夜才回家，九点左右就回来了，待家人睡下后，他一个人在客堂里不知鼓捣些什么。当晚，支富德派人携搜得的药片和藏在年画后的香烟纸并叶阿宝平时帮其母记日常开销的账本前往上海做技术鉴定，次日得到的鉴定结论是：白色药片与在蒋翠玮家发现的药片相同，香烟纸上的笔迹与账本笔迹出自同一人之手。支富德与张宝贤分析，年画后面藏匿的香烟纸上记录的内容，估计应是叶阿宝在接受任务后生怕忘记而作的事后追记；药片应是敌特分子打着某种幌子诱其服下的，也是关照他每天早一粒晚一粒。但这小子的运气实在太差，头天上阵就失风被捕，还没来得及服解药就一命呜呼了。敌特分子肯定了解叶家的情况，知道叶阿宝尚未自立，在家里没有充分自由，而药片必须藏在绝对保密但又便于每天两次取用的角落，所以给他出主意，藏匿于祖母的西药瓶内，那个使瓶底与瓶身脱离的方法，应该就是敌特分子教给他的。下一步，就是循着叶阿宝平时的社交轨迹进行追查。“瘪三阿宝”这个诨号在葑门一带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上自七十老翁，下至七岁幼童，即便没见过他，也知道他的名号。当然，阿宝自己对于这些男女老少却是十个中认识不到一个——他不可能跟那么多街坊邻里都打过交道，通常说来，阿宝认识的都是被他骚扰过欺负过的对象。不过，据说阿宝混社会的起点比较高，八九岁开始就逃学逃夜，替人跑腿望风，参与偷蒙拐骗，别看年纪轻轻，在当地混混儿中已经算得上老资格了。阿宝还很有“理想”，说以后要加入青帮，混到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样的水平。所以，他做坏事还是有底线的，比如“老不坑，少不欺；女不打，丧不扰；孕不骗，贫不笑”，最后再加上一条“富不放过”。因此，葑门一带的市民虽然唤其“瘪三阿宝”，但真正对他深恶痛绝的不过少数几户。侦查员的思路是，既然有这么多人认识这厮，他在葑门一带这几条马路上只要稍有动静，只怕就会被人注意到，此刻去调查叶阿宝的四邻八舍，应该有人能回忆起一些情况。支、张两人与苏州市局派出的五名便衣在派出所民警和居委会干部以及治安积极分子的配合下，分头走访葑门地区的市民，走访到的每一户人家、每一家商店、每一个摊贩，果然都知道“瘪三阿宝”，可惜就是没有人回忆起这小子最近曾经跟陌生人有过什么接触。支富德、张宝贤有点儿着急了，正商议接下来该怎么办时，郝真儒、沙懋麟带着七名上海“外援”赶到。支富德一看郝、沙两人的神情，就知道他们带来了好消息。果然，郝真儒说尤信子有个姨妈在苏州葑门一带，而叶阿宝也住在这里，两个案子的受害者之间有了共同的联系。两路侦查员交换了各自调查到的情况，认为基本可以确认，指使叶阿宝化装小贩去茶馆刺探情报的幕后黑手，应该与蒋翠玮刺探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情报的指使者是同一人，即那个神秘女人尤信子。现在两路人马合并一股，应围绕着尤信子的姨妈进行调查。支富德觉得这桩活儿没什么难度，即使挨家挨户一一询问，最多一天也就解决了，运气好的话，没准儿访查一开始就直接撞到尤信子那个姨妈的门上也说不定。但沙懋麟担心这样做会打草惊蛇，如果尤信子确实是叶阿宝收集情报的幕后指使人，那么她应该已经知晓阿宝猝死的消息，如果大张旗鼓在葑门区域排查她的姨妈，她是否会采取什么动作来破坏我方的调查呢？比如灭口。郝真儒认为沙懋麟的意见有道理，于是定下了排查方案：分局和管段派出所都不出面，由市卫生局通知区政府卫生科，打出欢迎兄弟城市同行前来苏州参观，交流搞好环境卫生经验的大幅标语，居委会则分头通知各居民小组长，届时须热情接待全程陪同。正好当时葑门区域是苏州全市卫生工作搞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之前已经有外地同行来参观过，这个由头倒也严丝合缝，连派出所民警都被蒙在鼓里。当然，特案组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也必须调整，支富德、张宝贤以及苏州市局的那五名便衣都不能直接参与，只能做些幕后工作。这样，人手就短缺了，郝真儒便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跟苏南行署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直接联系，黄局长自是积极支持，七名便衣当晚即从无锡（苏南行署驻地在无锡）赶来，向特案组报到。次日，一干侦查员开始行动。两个白天再搭上一个傍晚，侦查员走访了葑门区域的几乎所有居民，随口聊天样地向居民们打听区域内有哪些老年人曾去过上海、南京或者更远的城市。葑门一带的住户以苏州本地人居多，只有少数是从外地过来谋生的“客边人”（江南地区对外埠人的统称），而且那年头儿大部分人都少有机会出门，特别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妇女，从小到老没有离开过苏州的大有人在。如此了解下来，未能打听到尤信子那个姨妈的任何线索。特案组四侦查员重新分析情况，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即尤信子的姨妈已经搬离了葑门。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往下的调查倒也简单，查一下户籍档案就行了。在这方面，新旧社会的管理都一样，居民生死或者搬离、入住都须上户口。这个访查对象只要离开葑门区域，她的户口就要迁移。在上海调查时，反映这条线索的尤信子的邻居说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是年来走亲戚的，那么，侦查员只要去这边的管段派出所调阅年以来迁离本区域人员的记录就行了。于是，一干侦查员又去了派出所。人多，查起来就快。侦查员生怕有遗漏，几拨人互相交换着一连查了数遍，在年的迁移记录中，不论单人或全家，都没发现有五十多岁的老妪迁离葑门。这就使人不解了。性格沉稳的郝真儒仍旧保持着那份冷静，说“再想想”。稍停，张宝贤分析说会不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尤信子事先关照过姨妈，让她虚报住址，她是苏州人不假——尤信子娘家的祖籍是苏州，在苏州有亲戚很正常，但并不住在葑门。沙懋麟摇头，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以尤信子的血缘和国籍情况来看，抗战时她很有可能是日本特务。抗战胜利后，她生怕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清算，所以消失了一段时间。年9月，美国中情局成立，对中国的内战形势自然会予以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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